通俗伤寒派的集大成者俞根初及其“绍派伤寒”

在通俗伤寒派中最值得推祟和研究的，是著名的《通俗伤寒论》的作者俞根初。

俞根初，清代乾嘉年间绍兴名医，人称俞三先生，擅伤寒专科，日诊百数十人，一时大名鼎鼎少妇孺咸知。其学本于仲景，参朱肱、方中行、陶节庵、吴又可、张景岳诸家，著有《通俗伤寒论》(1835)一书，皆其勤求古训，博采众法，加以荟萃多年临床经验而成。以后，同郡名医何秀山选按，何廉臣逐条勘证，并加发挥，曹炳章续完之。近人徐荣斋重订之。现通行的《通俗伤寒论》实凝聚着俞根初、何秀山、何廉臣等医家学术经验的结晶。

崇尚六经，包蕴三焦辨证，酌古而斟今，是俞氏等的主导思想。他们认为伤寒是外感病的互词，《伤寒论》是通论外感病的典籍，六经辨证适用于外感百病，《通俗伤寒论》以六经来分形层，所谓太阳经主皮毛，阳明经主肌肉，少阳经主腠理，太阴经主肢末，少阴经主血脉，厥阴经主筋膜。以六经分司体腔，所谓太阳内部主胸中，少阳内部主膈中，阳明内部主脘中，太阴内部主大腹，少阴内部主小腹，厥阴内部主少腹。以及以六经分主病证、脉象、舌苔、治法、方药，由此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在其中也参杂了温病的三焦辨证。他们认为三焦辨证仅适用于疫证，因疫邪分布充斥，无复六经可辨。故上焦升逐，中焦疏通，下焦决逐，而无不注重解毒，故治疫从三焦乃治外感证的变通之法，只能灵活应用。所谓：“以六经钤百病，为确定之总诀，以三焦赅疫证，为变通之捷诀。”（俞根初）“定六经以治百病，乃古来历圣相传之定法。以三焦以治时证，为后贤别开生面之治法。”（何廉臣）“六经为感证传变之路径，三焦为感证传变之归宿。”（何秀山）由此，他们对温热派只讲三焦而废六经颇多异议。认为“温热病只定三焦，不讲六经，故属妄言，仲景之六经，百病不出其范围，岂有伤寒之类、反与伤寒截然两途乎？”（何庥臣）“病变无常，不出六经之外，《伤寒论》之六经，乃百病之六经”（何秀山）“吴氏（鞠通）《条辨》峙立三焦，远不逮俞氏发明六经之精详，包括三焦而一无遗憾。”（何廉臣）

《通俗伤寒论》内容很丰富。就伤寒病证言，有伤寒本证、兼证、夹证、坏证、复证之分。所谓本证，即病因单纯的伤寒病症；所诮兼证，为寒邪与他邪相兼为病的病症；所谓夹证，则为夹有内伤杂证的伤寒病症。每证按因、证、脉、治加以阐述，案语以文言道俗，罗罗清疏；而用方则博采仲景以下各家验方而经实践有心得者，故皆可信。就伤寒诊法言，有观两目、看口齿、看舌胎、按胸腹、问口渴、询二便、查旧方、察新久等。其中按胸腹一节论述尤为周详，俞根初说：“胸腹为五脏六腑之宫城，阴阳气血之发源，若欲知其脏腑何如，则莫如按胸腹，名曰腹诊。”按皮肤润燥冷热以辨寒热，按其软坚拒按与否以察邪之有无，重按察其硬否痛否以辨脏腑之虚实，俞氏腹诊颇具特色。俞氏对脉舌诊更为重视，认为“证有疑似凭诸脉，脉有疑似凭诸舌，”切脉辨舌为“临证断病、医生行道之必要”，故书中易专章加以强调，其中均为传道授业之诀，简明扼耍，通俗实用，但其涉及的深广度远在叶天士《温热论》之上。书中尚列“瘥后调护法”一章，对病中调护、食物调理、起居调理、瘥后药物调理、气候调理均有论述，也反映了通俗实用的特色。

《通俗伤寒论》有六经方药101方，方方有法，以暗合六经的发汗、和解、攻下、温热、清凉、滋补六法。所列之方，又大多为俞氏自制或经试验有效者，如辛凉发汗的葱鼓桔梗汤、滋阴发汗的加减栽葵汤、主和解胆经的嵩芩清胆汤、峻下三焦毒火的解毒承气汤、凉肝熄风的羚角钩藤汤、滋阴熄风的阿胶鸡子黄汤等，均为后人所习用。

由于《通俗伤寒论》具有“酌古斟今，通变宜俗”的特点，近百年来，风行于江浙间，影响之大实不亚于叶天士《外感温热论》。俞氏之后，能继承《通俗伤寒论》而加以发展的，可推同为绍兴名医的何秀山、何廉臣等。何秀山是第一位对《通俗伤寒论》作补缺阐扬的医家，使“俞氏一生辨证用药之卓识雄心，昭然若发蒙”。何廉臣(1861"-1927),名炳元，何秀山之孙，学识宏富，如在校勘《通俗伤寒论》的夹痛伤寒节时，他参证16位医家的学说，引用方剂83个，以近百位历代医家的经验来分析论证，为俞氏通俗伤寒的发扬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还认真研究了叶氏温热学说，指出卫气营血之法仅适用于新感温热病。又指出新感与伏气的本质区别在于：“新感温热，邪从上受，必先由气分陷入血分，里证皆由表证侵入千内也；伏气温病，邪从里发，必先由血分转入气分，表证皆里证浮越于外也”，同时对伏气温病的辨证论治概括为一因（伏火）、二纲（燥火、湿火）、四目（兼、夹、变、遗），从而丰富了通俗伤寒派的学术内容。这方面的著作有《重订广温热论》、《感证宝筏选按》、《增订时病论》、《增订伤寒广要》等。

除二何以外，绍兴地区尚涌现一批通俗伤寒派的临床家，如以治疗湿暑时感见长的邵兰苏，擅治时病、用药朴实稳健的胡宝书，以及誉为近代绍兴八大名医之一的傅再扬。由于学术观点用药风格相近，世人遂有“绍派伤寒”之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