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情学说的起源及发展

七情诊断和治疗是中医历史悠久的特色疗法之一。《黄帝内经》中把情志分类归纳为喜、怒、忧、思、悲、恐、惊七种情志，称作“七情”。中医学家在长期现象观察与临床实践中，通过对情志疾病现象的把握，将喜、怒、忧、思、悲、恐、惊与疾病之间建立相应联系，掌握了七情致病的病机和七情治病的原则，并灵活地运用从而治疗相应病症的方法。从先秦到清末七情学说的发展历史可以划分为萌芽、初步形成、成熟完善和确立地位四个阶段。

一、七情学说的萌芽和雏形阶段（先秦至三国）

先秦时期中医医学体系尚未建成，关于情志方面的记载也多散见于各部著作，因此也可称之为“诸子散载时期”。《山海经》中记载有 38种疾病，其中就有狂、痴等情志疾病。这一时期对于情志的记载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即对精神活动的客观认识、对心理因素致病的论述、对心理治疗的论述和记载、对预防心身疾病的论述。

据考证，《黄帝内经》162 篇中，从篇名到主要内容讨论到心理学有关问题的多达 32 篇，共计236 个词条（中心词要目），并多次提及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内容涉及情志致病的达 129 篇之多 ，占全书的 72.9%。而《难经》对《黄帝内经》中的病因学说进行了进一步的继承与补充，特别强调了忧愁思虑恚怒的病因学意义。《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记载的西汉淳于意的诊籍中因情志因素而致病 3 例（12%，男 2 例，女 1 例）。疾病发生过程中有心理异常者 7 例（28%，男 4 例，女 3 例）。

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确立的辨证论治思想，也充分考虑到了心理因素。研究表明，《伤寒论》全书共 398 条，以心理因素作为病因之一，以异常的心身现象作为主证之一的条文有 40 条，占 10％。条文中涉及到有关心理现象 88 条，占22％。《伤寒论》方剂共 l13 方，以心理因素为主要病因之一或以心身病证为主证之一的方剂有 20方，占18％。原文中涉及到有关心理问题 34 方，占 30%。

《三国志·华佗传》中记载华佗给一郡守诊病：“以为其人盛怒则差，乃多受其货而不加治，无何弃去，留书骂之。郡守果大怒……吐黑血数升而愈。”这一病案反映当时华佗已经用七情理论来治疗疾病了，怒则气上，华佗通过激怒郡守来帮助他排出体内淤血上吐而出使其痊愈。

总而言之，这一时期关于情志病及精神活动的记载多散载于不同著作，虽则七情学说尚未正式提出，但已可见萌芽与雏形。而《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三部著作对七情的阐释使得七情学说达到了发展后的第一个高潮，为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七情学说的初步形成时期（两晋 - 五代）

在《黄帝内经》《难经》与《伤寒杂病论》的基础上，这一时期七情学说不断发展。在医学理论方面虽然没有超越《内经》时代，但却通过注释的方式，对原有理论进行了充实与发挥。这一时期，医家空前重视对《黄帝内经》的整理和注释，在这样的背景下，《黄帝内经》中有关情志疾病的理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阐释和发挥，留下了很多对后世有启迪意义的见解。王冰在《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中关于情志致病因素注释有“夫病生之类，共有四焉，一者始因气动而内有所成，二者不因气动而外有所成，三者始因气动而病生于内，四者不因气动而病生于外。……始因气动而病生于内者，谓留饮滞食，饥饱劳损，宿食霍乱，悲恐喜怒，想慕忧结之类也。”把“悲恐喜怒，想慕忧结”等情志活动明确作为“病生于内”的致病因素之一，为后世中医病因学的“三因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隋代巢元方等编撰的《诸病源候论》很重视情志病因，并将其概括为“七气”，言“七气者，寒气、热气、怒气、恚气、忧气、喜气、愁气。凡七气积聚，牢大如杯若柈，在心下、腹中，疾痛欲死，饮食不能，时来时去，每发欲死，此皆七气所生”。全书共 50 卷，记载证候 1739 个，其中涉及到心理证候达 106 个。唐代孙思邈认为心藏神，为五神之首，当情志过度时，容易造成心病的诸多症候。另外孙思邈十分注重情志养生即“养性”。

总体上这一时期七情学说并没有新的理论出现，但是却在之前的基础上得到补充与丰富，由于儒、道、佛三家的发展，文人志士们对于修身养性也越来越重视，即对于情志养生的重视。

三、七情学说的成熟完善时期（宋金元）

宋金元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进入了一个重要阶段。由于生产的发展，经济的繁荣，前代的积累，奖

励政策以及各民族之间和中外科学技术的交流，科举考试方法的改进等，都为这一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医学也迎来了有利的发展契机。

南宋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提出“三因说”，将七情内伤定为致病因素之一，与外因、不内外因统称三因，标志着七情学说的成熟与定型。到金元时期，金元四大家也为情志学说补充了新的内容。刘完素创造性地提出了“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为热病”，并对七情病机进行了独到的阐释与解说，开金元时期各家争鸣的先河。张子和则将七情病机与临床实践完美地结合到了一起，认识到几乎所有的慢性病都与情志有关系。他对于七情的认识既有深度又有广度，使七情学说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时期，堪称七情学说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典范。李东垣在内伤脾胃的原因中提到了情志刺激，在分析各种病因时指出情志往往成为诱因，在提到脾胃先虚致病时再次强调了情志因素的作用，形成了补土派防止情志病的特点。朱丹溪善于运用情志疗法，留下许多情志治疗医案，并倡导收心养性，提出“饮食箴”“色欲箴”，如此才可“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张子和《儒门事亲》中记载了大量情志病案。例如《儒门事亲·内伤形》中记载一病人：“闻父死于贼，乃大悲哭之，罢，便觉心痛……戴人至，适巫者在其傍，乃学巫者，杂以狂言，以谑病者……一二日，心下结块皆散。”病人由于大悲之情导致心下结块并见心痛，悲为肺志，五行属金，喜为心志，五行属火。根据五行相生相克原理，以心火克肺金，用情志相胜的方法治疗情志疾病正是本案的治病原理。通过使病者转悲为喜，兴其心火，从而使结块消，大痛去。

这一时期的医家普遍重视情志因素在疾病中的作用，并提出了不同的病因阐释角度，使七情学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七情学说也迎来了发展上的第二个高潮。

四、七情学说的地位确立时期（明清）

这一时期陈无择的“三因说”受到了临床医师的关注，在各部医学著作中七情学说的内容均可见。万全的《幼科发挥》共记载了 1l8 个医案，其中心理病证 17 例，占 14.4％，以七情为病因者7 例，占总案数的 5.9%，心理治疗 5 例，占 4.2%。张景岳在《类经》中专列“情志疾病”29 条，对情志病做了较全面的概括；《景岳全书》中也对“郁证”“癫狂”等典型情志病做了专门列述。傅青主擅长妇科，认为妇女尤其是在“七七”之际的妇女尤以情志病多见。叶天士在《临证指南医案》中记载了大量情志病的的医案，显示了他不仅对情志因素很重视而且颇有研究。

《临证指南医案·便血篇》中记载一个病案：“某，凡有痔疾，最多下血。今因嗔怒，先腹满，随泻血，向来粪前，近日便后。是风木郁于土中，气滞为膨，气走为泻。”可见情志太过会引发气机改变，气机升降失调就会导致疾病的发生，例本案中怒属肝，五行属木，过怒肝火盛，伤及脾土，使本有痔疾的患者病情加重。

这一时期的七情学说在理论上没有发展，但是却在临床实践中检验了它的正确性与可行性，从而使得七情学说成为一门临床上有实践意义的学说。纵观七情学说的发展史，从一开始“诸子散载时期”的零星记述，到《黄帝内经》中的首次提出“七情”，《伤寒杂病论》的情志辨证论治，直至《诸病源候论》正式将七情内伤作为三大致病因素之一，经金元四大家的完善和丰富、明清时期医家的临床检验，七情学说的产生—发展—成熟—完善过程，经过了一个漫长时期的检验。中医七情学说在容纳西方心理学之后产生的“中医心理学”已经作为一门新兴学科，从组织系统、理论研究、著作论文、教学教材、调查科研、文献整理等多个方面已经初步形成了自己独立的体系。它已经从极个别、零星自发的研究走向系统研究，说明了中医七情学说是一个可发展可完善的多元化学说。这样的一个学说对现代生活的指导意义也是重大的，情志既可以致病又可以治病，在日常生活中注意不要大喜大悲，通过调整自己的情志状态来预防或治疗疾病。在生活不顺或情志不遂的时候，可以选择听音乐、看喜剧电影或者旅游等方式来纾解心中的不畅，防止悲久伤肺。或者在生病时不要太悲观，保持积极的心态，能促使疾病往预后更良好的方向发展。中医七情学说的内涵远不止于此，它的其他内涵也亟待我们去了解和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