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杂病派为医门定法律的喻嘉言

喻昌(1585-1664)，字嘉言，晚号西昌老人，江西新建人。初治举子业，明崇祯中选贡生入京，未几清兵入关，遂隐于禅学，又出禅攻医，往来于南昌与靖安之间，清初又移居江苏常熟。医名颇盛，为清初著名医家。他一生对《伤寒论》《金匮》有深入研究，所著之书论理透彻，文章流畅，对后世影响很大。著有《尚论篇》《医门法律》《寓意草》等。

明末清初，理学之风逐渐衰落，实用之学复兴，喻氏受其影响，学说具有新意，他一反明代医家专论肾中元气的思想，转向重视胸中阳气，转向以经典理论来探讨人体生命的根本动力。他在《内经》《金匮》关于“大气”论述的启发下，指出：“胸中为生死第一关”，他说，胸中的阳气即所谓大气，它主持肺的呼吸，统摄营卫、脏腑、经络诸气，“大气一衰，则出入废，神机化灭，升降息，气立孤危”。他认为，大气之重要性，在《金匮》胸痹、心痛、短气门中已有阐发，但后人未能发其微。水饮阴寒之邪易蔽遏大气，当以附子、桂枝、麻黄、薤白等通阳宣痹。从其论其药看，喻氏所说的大气衰与现代医学所说的“心力衰竭”是相似的。

喻嘉言强调治病必先识病，他说：“治病必先识病，识病然后议药”，“病经议明，则有是病，即有是药，病千变，药亦千变”“识病则千百药中任举一二种用之且通神，不识病则岐多而用眩”。他批评了时医不重视经典理论，惟以金元诸家为宗的不良倾向，他说：“《灵枢》《素问》《甲乙》《难经》无方之书，全不考究，而后来一切有方之书奉为灵宝”，说《丹溪心法》一书“群方错杂，则共宗之“。这些倾向，造

成了“一议药不议病之世界，其夭枉不可胜悼＂，故他在《寓意草》中专论“先议病后用药”以唤起人们对经典理论的重视。

从以上所述可见，喻氏作为经典杂病学的倡导者，在学术思想上是求实的，并已对明代医学作了批评，以后到了徐灵胎、陈修园笔下，批评就更明朗化了。

《医门法律》是经典杂病学的代表作之一。全书6卷，共有医论31首，医法260条，医律107条。所谓法，是阐明治疗之术和运用之机；所谓律，即分析和判断医家在临床易犯之过失，而提出的禁例。《四库全书提要》说“昌此书，乃专为庸医误人而作。其分别疑似，既深明亳厘千里之谬，使临证者不敢轻尝；其抉摘瑕疵，并使执不寒不热、不补不泻之方，苟且依违、迁延致变者，皆无所遁其情状”，所以，《医门法律》既是论病析治之书，又是一部为医生诊疗立法、定律、纠偏之作。从书的论治看，皆穷源《内》《难》两经、深究《金匮》。卷1首述诊法，注重色脉会参为其特点，文中有专论。其次申明《内经》法律、仲景律书，并附先哲格言67条，均为《内经》及后世有关诊治法则的内容。卷2-6分门叙述中寒、中风、热、湿、暑、伤燥、疟、痢、痰饮、咳嗽、关格、消渴、虚劳、水肿、黄疸、肺痈肺痿诸杂病的治法方药。选方大多为《金匮》方及后世验方，切于实用。由于此书对《金匮要略》多有发挥，故后世皆将此书作为内科及学习《金匮》的重要参考书籍。

喻氏临证擅用经方，《寓意草》所载病案大部为经方验案。他应用时或纯用一方，或合数方为一方，临机应变，颇为得手。如以理中汤治愈疟疾、痢疾、痞块、溺水，以旋复代赭汤治愈膈气，呃逆，以桃仁承气汤加附子、肉桂治愈伤寒坏症两腰偻废，等等，均值得效法。另外，他对夏秋季的痢疾，凡邪陷阴分，每用人参败毒散提邪达表，如逆流挽舟，此为东垣益气升清法的变法；又对秋燥伤肺的咳嗽、喘鸣、呕噎，主用清燥救肺汤，此方脱胎于仲崇竹叶石杏汤而增强了降气的作用，均为后人所推崇。

传喻氏杂病之学而有所发挥的，有徐彬、程林、尤怡等。徐彬，字忠可，1671年著《金匮要略论注》，行文浅显易晓，且能发表个人见解。旨在教人熟读仲景原著，而明杂病源流，以发扬其师喻嘉言《医门法律》的宗旨。程林，字云来，清代新安人，著《金匮要略直解》强调“读仲景《金匮》，必融会仲景《伤寒》，澄心年月，便领悟其旨趣，否则得此失彼，未详窥其要妙也，书中所引诸书，悉本汉唐医书，注解直截简切，义理详明，期于取用。尤怡，为喻氏再传弟子，著《金匮要略心典》《金匮翼》，其学在喻氏之上，另文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