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杂病派针砭时弊、发皇古义的徐灵胎

徐灵胎(1693-1771年），名大椿，晚号洄溪老人，江苏吴江人，清代著名医学家。生平著述甚丰，谓学医必先明脏腑经络，故作《难经注释》；谓药性必当知其真，故作《神农本草百种录》；谓治病必有其所以然之理，而后世失其传，故作《医学源流论》；谓《伤寒论》颠倒错乱，注注家各私其说而无定论，故作《伤寒论类方》；谓时医不考病源，不辨病名，不知经方，不明法度，故作《兰台轨范》；谓医道之坏，坏于明之薛立斋，而《医贯》专以六味八味两方治天下之病，贻害无穷，故作《医贯贬》；谓医学绝传，邪说互出，杀人之祸烈也，故作《慎疾刍言》。尚有《洄溪医案》一卷及《徐批临证指南医案》等，可见徐氏临证之风格。

徐灵胎平生推崇汉唐医学，而鄙视宋明诸家。他认为《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神农本草经》《千金要方》《外台秘要》诸书，乃医学之本说与正宗，上古圣人治病之妙诀，济世之良方赖此而传世，为医者不可不熟读，而唐宋以后诸家，则徒骋私见，各立门庭，去古弥远，而医道日晦。他指出的宋明医学的弊端大致有四。其一，纠缠于阴阳水火、五行生克、太极命门等论题，以哲理代替传统的医理。正如徐氏所谓：“自宋以还，无非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兰台轨范序》“袭几句阴阳虚实、五行生克笼统套语，以为用温补地”(《慎疾刍言》）如明代赵献可的《医贯》是以论命门学说著称的，但在理论上也不严肃、“即使与此病毫无干涉，必先将此病牵到肾经，然后用此二方（指八味丸与六味丸），其或断断不可牵者，则以真阴真阳一太极概之。夫阴阳太极则处处可假借者，于是二方不可须臾离矣”(《医贯眨》）。其二，漫言阴阳水火，认数方通治天下之病，有违古圣治病心法。其三，拘于药物的气味厚薄、升降浮沉、归经报使等说，而忽视药物的专能，忽视前人的用药经验。其四，避难就易，只以一煎方以治病，尽废古人诸治病良法。以上观点集中而言，就是说宋明诸家忽视了辨病专治，背离了汉唐医学的传统。

《兰台轨范》是经典杂病学的主要代表作。

清·徐灵胎撰于1764年。全书8卷，卷l为通治方，卷2-7为内科诸病症，卷8为妇科儿科病症。徐氏以宋元以来，医书“无非阴阳气血、寒热补泻诸肤廓笼统之谈，其一病之主方主药，茫然不晓”，其间虽有分门别类，先述病原，后讲治法者”其议论则杂乱无统，其方药则浮泛不经”。“至如近世，则惟记通治之方数首，药名数十种以治万病，全不知病之各有定名，方之各有法度，药之各有专能，中无定见，随心所忆，姑且一试，动辄误人”遂作此书。全书重在论病，每病均先录汉唐医论，下为专治之方法，有内服者，亦有外治者，除选录汉唐之方以外，宋以后诸方“精实切病者”亦附于古方之后。每方仅载药物组成、剂量、服法，不作方义诠释，与时诸方书相反，反映徐氏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书中所录通治方与专治方相对而言，徐氏说：“专治一病为主方，如一方而所治之病甚多者，则为通治之方。”他强调“随证拣用，变而通之，全在乎人”。方共90余首。

《兰台轨范》取材谨严，立意朴实，一扫宋元以来医学笼统浮泛之陋习，足为内科杂症治疗之典范。

徐氏在辨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如他说：“症者，病之发现者也。病热则症热，病寒则症寒，此一定之理，然症竟有与病相反者，最易误治，此不可不知者也。如胃寒之病反身热而恶热，伤暑之病反身寒而恶寒；本伤食也，而反易饥能食；本伤饮也，而反大渴口千，此等之病，尤当细考。一或有误而从症用药，即死生判矣。此其中盖有故焉。或一时病势未定，如伤寒本当发热，其时尚未发热，将来必至于发热，此先后之不同也；或内外异情，如外虽寒而内仍热是也；或有名无实，如欲食好饮，及至少进即止，饮食之后又不易化是也；或有别症相杂，误认此症为彼症是也；或此人旧有他病，新病方发，旧病亦现是也。至于脉之相反亦各不同，或其人本体之脉与常人不同；或轻病未现于脉；或痰气阻塞，营气不利，脉象乖其所之；或一时为邪所闭，脉似危险，气通即复；或其人本有他症，仍其旧症之脉。凡此之类非一端所能尽，总宜潜心体认，审其真实，然后不为脉症所惑，否则徒执一端之见，用药愈真而愈误矣，(《医学源流论·脉症与病相反论》）另外，徐氏在一病中的本症与兼症，一体中的本病与兼病的辨识与治疗，也有许多经验之谈。更值得学习的，是徐氏十分重视体质辨证，治病注意因人制宜。他说：“天下有同此一病，而治此则效，治彼则不效，且不惟无效而反有大害者何也？则以病同而人异也。夫七情六淫之感不殊，而感受之人各殊，或气体有强弱，质性有阴阳，生长有南北，性情有刚柔，筋骨有坚脆，肢体有劳逸，年力有老少，奉养有膏粱藜霍之殊，心境有忧劳和乐之别，更加天时有寒暖之不同，受病有深浅之各异，一概施治则病情虽中，而于人之气体迥乎相反，则利害亦相反矣。故医者必细审其人之种种不同，而后轻重缓急、大小先后之法因之而定”（《医学源流论·病同人异论》）。这种治病与治体相结合的方法，正反映了中医辨证论治的特点。

从辨病专治的思想出发，徐灵胎深入研究《神农本草经》，认为此书“能探造化之精，穷万物之理，字字精确，非若后人推测而知之者，故对症施治其应如响，仲景诸方之药悉本此书，药品不多而神明变化，巳无病不治矣”。曾择书中药品百味，以“辨明药性，阐发义蕴”，而为《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对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谓“其书以《本经》为主，而以诸家之说附之，读者字字考验，则能知古人制方之妙义，而用之不穷矣（《慎疾刍言·宗传》）。对于“用药之义与《本经》吻合无间，审病施方，应验如响”的《金匮》《伤寒》诸方，更推崇备至。徐氏曾说：“有一病而合数药以治之者，阅古圣人制方之法自知；有数病而一药治之者，阅本草之主治自知”，是颇有深意的。

徐氏尚广搜博采唐人之方，谓《千金》《外台》汇集唐以前之经方秘方，及妇科、儿科、外科无所不备、博大深微。又民间单方，能“参考以广识见，且为急救之备，或为专攻之法”(《医学源流论·单方论》）。徐氏还对针灸、砭石，导引、按摩等外治法，尤其是近世薄贴的疗效，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这对于丰富临床医学的内容都是很有意义的。

徐氏临证擅用汉唐医方医法治病，如以肉桂、黄连、人参、五灵脂、大黄合剂治产后血服，以大活络丸治流注，以小续命汤加大黄治痰火中风。又以外治法治愈那些沉疴固疾，如以薰蒸法提毒散瘀而愈刖足伤寒，以蒸药法愈饮癖，以针灸、熨、搨、煎丸并用愈胸背奇痛，以药物敷涂愈皮肤顽痹、牙关紧闭，验案甚多，均载其《洄溪医案》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