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月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擎旗者

十年，中医的“庙”大部分已经名存实亡。集体所有制的中医医院的名老中医被当成封建社会的遗老遗少遣送老家，随着他们的被遣散，大部分中医医院垮台了。

侥幸生存下来的170所中医医院中，绝大部分是西医当家。振兴中医的第一项工作便是把中医的“庙”重新搭建起来。搭“庙”有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纠正现存中医医院的办院方向，把它们办成名副其实的中医医院；另一方面是建设更多的中医医院。为了纠正中医医院的办院方向，对现有的医院领导班子也必须做适当调整。这是崔月犁遇到的第一个困难，也是最棘手的问题。

本来，中医医院里应该是中医药人员当家，就如西医医院无可厚非的是西医当家一样。可是，时间拉回到三十年前，对医院领导班子的结构调整十分不易。调整触及了已经在中医医院领导岗位上多年、但并不适合领导中医的非中医人员的切身利益。“中医‘挤位子’”和“排斥中西医结合”之说也由此而起。那顶“排斥中西医结合”的帽子一旦扣下来，就再也没能摘下来。

崔月犁在这些“帽子”面前，从来没屈服，崔月犁在不同场合一再重申，他支持中西医结合，但是坚决反对用西医的方法改造中医。

对于中医、西医和中西医结合之间的争论，崔月犁特别强调“学术争论要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展开争鸣。”他说：“做中医工作，一要有志气，二要有骨气，是成绩大家珍惜，是问题不要回避，有些地方中医工作没有搞好，就不要老唱赞歌。”

在恢复和建立全国的中医医院同时，崔月犁花了更大的力量解放老中医。用崔月犁的话说，光有“庙”不行，还得把各路“神爷”请回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医教育的主要方法是师带徒，中医从来没有教授头衔，不能进正规大学。卫生部没有权力评教授，这些权力归属教育部。为了发挥名老中医的特长和积极性，崔月犁和教育部协商，要了一些教授名额，用这些名额给全国的名中医封了教授，从此，中医有了第一批老中医教授。有了教授的头衔，才有相应的工资待遇，也可以名正言顺地到中医药大学来授课。

搭起了“庙”，请回了“神爷”，办事情还要有资金。当时，要求各省市地方财政支持中医几乎没有希望，崔月犁决定到国务院去要钱。

（78）56号文件是崔月犁的“尚方宝剑”。在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崔月犁汇报了中医的现状，关于中医的数据都在他的脑子里，他提出国家应该对中医建设增加专项拨款，他要2亿元人民币。这个数让当时的财政部负责人十分为难，他说，拿不出这么多钱，给你6000万吧。崔月犁说，6000万太少了，能做什么事？两人各持己见，最后国务院总理拍板，同意给崔月犁1个亿。

1个亿在当年是个什么概念呢？根据1982年财政部长王丙乾在第五会议上所作的“关于1982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83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那时中国的年度财政收入约为1100多亿元。全国的卫生经费只有30亿元。在国家很穷的条件下，从国务院能争取到1亿元的中医经费非常不容易。

拿着国家的拨款1个亿，崔月犁找到部分省领导。他对省领导说，你看我这里有一笔中医专项款，如果你省里出1块钱，我就给你同样数量的钱。省里很高兴，有了省里的承诺，崔月犁对市（县）领导说，如果你们出一块钱，省里和部里各出一块钱，市（县）领导也觉得划得来。

这样，崔月犁用申请到的1个亿的资金调动了地方财政的2个亿，除了用于县以上中医医院的建设，其中一部分资金用在了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建设上。

在推动中医立法和争取党中央国务院对中医的支持方面，崔月犁也起到了关键作用。

1982年，他收到了彭真写的信，彭真要他好好抓中医。之后，彭真又派时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汉斌来和崔月犁专门商讨从法律上保护中医的问题。经过人大的讨论， “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被正式写入了《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