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月犁：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擎旗者

初识中医 这个医学可以用“伟大”来形容

1979年4月，原卫生部部长江一真离任后，把管理中医的任务留给了崔月犁。

崔月犁是西医出身，在北京市委工作时主要负责管理西医工作。可以说，他从未学过也未接触过中医药。但他的党性让他能以认真的态度完成任何一项党交给的任务。因此，从崔月犁接手中医的第一天起，他便开始下功夫了解中医、中西医结合、中西医之争、中医发展中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调研这些问题，他的足迹遍及全国。他不仅考察了中医医院、中医学院和少数民族医院，还广泛结交中医界的朋友，包括名老中医、西学中大夫、中医管理干部和中医软科学的研究人员。

在深入了解中医之后，他深深地爱上了中医。崔月犁说，这个医学完全可以用“伟大”来形容，“我认为只有两样东西是中国人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会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长期存在，一个是中餐，一个是中医。”

但在对外访问中，崔月犁看到许多国家的传统医学被废除，他深感痛心。

1979年5月15至30日，崔月犁率中医学会代表团一行5人参加了第31届东洋医学会学术总会。会后还参观了医学教育、科研、医院等有关单位。当时，日本医学会会长武田对他说：“你们中国有传统医学，我们已经没有了。”日本从明治维新（1868年）伊始，通过立法和自然淘汰的方法，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基本废止了汉医。

除了日本，崔月犁在对其他国家考察中，也参观了解当地的传统医学。他的考察结论是：美国和欧洲基本上没有完整的传统医学；非洲也没有；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传统医学主要在农村；南美和印第安人的传统医有很多迷信和“跳大神”的成分，并没有理论体系；比来比去，世界上只有中国保留了比较完整的传统医学。吸取这些国家的教训，崔月犁认为中国必须重视中医。

1992年，为祝贺衡阳会议召开十周年崔月犁题写的字

接手中医药 被厕所旁边的“中医科”刺痛

崔月犁接手领导中医药工作时，正值“文革”刚刚结束，十年动乱使中医药工作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文革”前，全国共有371所县以上的中医医院，到了1979年，只剩下了171所。很多以老中医撑门面的中医医院和中医科垮台，大批集体所有制的中医医院被拆毁。现存的100多所中医医院中，西医占主导地位。

在考察某地一所中医医院时，崔月犁竟看到医院里面还挂着“中医科”的科室牌子。而在综合医院里，中医和中医科的地位也普遍低于其他科室。崔月犁曾经形象地说，走到医院的楼道里，不用打听，用鼻子一闻就能找到中医科，哪里有厕所，旁边就是中医科。

这些事情深深刺痛了崔月犁，他看到了中医被纳入西医管理轨道的严峻现实。除了中医医院的数量锐减，中医教育在“文革”中也受到严重破坏。全国中医职称专业技术人员只剩下三十四万人，占总人口的0.34‰，远远低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是中低级技术人员，高级职称的人员比例很小。

崔月犁算了一笔账，全国现有26所中医高等院校和30所中等院校每年的毕业生总数是8000人左右，如果不计人口自然增长率和专业技术人员减员率，按现有的培养速度，恢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医规模，至少需要70年。

在调查中他还了解到制约中医发展的瓶颈有两个：一是长期以来用“科学化、现代化”改造中医，忽视了中医药自身发展规律；二是用于中医事业发展的资金少之又少，卫生部每年30多亿元的事业经费，中医拨款只占1.5亿，不到十分之一。可以说，中医药发展面临的问题十分严峻。

衡阳会议 亮剑直指中医问题

1982年4月的湘江畔，烟雨茫茫，一座小城衡阳迎来了几百名远方的来客，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加“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教育工作会议”的人们。

新中国成立33年以来，卫生部第一次召开全国中医医院和高等中医药院校建设工作会议。受邀参加会议的人多数是 “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