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治：经方治病的原创思维方式

胡希恕提出通治二字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经方辨证施治概要》写道：“中医治病，之所以辨证而不辨病，是于它的发展历史分不开的，因为中医发展远在数千年前的古代，当时既没有进步科学的依据，又没有精良器械的利用，故势不可能有如近代西医面向病变的实质和致病的因素，以求疾病的诊断和治疗，而只有凭借人们的自然官能，于患病人体的症状反应，探索治病的方法经验，经实践复实践，不但为促进了四诊的进步、药性的理解和方剂配制的发达，而且对于万变的疾病，亦终于发明了一般的规律反应，并于此一般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试验成功了通治一般疾病的种种验方”。这里的通治二字，是经方医学的理念，对于近代多数熟悉医经医学体系的人来说，看到不免茫然，但这是经方治病的重要理念之一。

通治是经方治病的重要理念

理解通治二字，必须首先要明确，中医古今就存在两大理论体系。经方治病，有其自成体系的方式方法，是不同于以《内经》为代表的医经体系。《移精变气论》曰：“古之治病，可祝由而已……其后智慧萌动，知巫事不足任，术始分离，其近于巫者，流而为神仙家；远于巫者，流而为医经、经方两家”。两大医学体系在汉代已明确记载于史册，如《汉书·艺文志》记载：“医经者，原人血脉、经络、骨髓、阴阳表里，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针、石、汤、火所施，调百药齐和之所宜”。“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很明确，医经（以《内经》为代表）和经方（以《伤寒论》为代表）说的是两个理论体系。但至今仍有人认为张仲景据《内经》撰写了《伤寒论》，认为中医的一切理论皆来源于《内经》。甚至认为医经是记载理论之书，经方是记载方药之书，经方没有理论，仲景把医经引入《伤寒论》中，经方才有了理论。历代许多考证已说明《伤寒论自序》之伪，钱超尘于2017年中华中医药杂志第1期专篇论著提到章太炎在上世纪初就明确指出，《伤寒论》的六经与《内经》的六经根本不同，王叔和把《伤寒论》的六经牵强附会《内经》经络脏腑是明显的错误。岳美中指出：“《伤寒论》的六经与《内经》的六经迥异”。细读《伤寒论》全书更明确，经方是原创思维的理论体系，即由起源、发展、形成自成体系。

胡希恕提出“仲景书本与《内经》无关”是说经方理论的起源和发展自成体系，是原创思维理论体系。其理论基础是八纲，临床治病面对的不是一个病，而是以八纲为概念的证，即人体患病后出现的症状，即是表里、寒热、虚实、阴阳。治疗是用发汗法，还是吐下法，是温法，还是清法，是补法，还是攻法，这是一般常见病都会出现的相同症状反应规律和治疗方法。通过长期临床实践，渐渐总结出有什么证用什么药，所谓方证对应经验，即胡希恕所述“对于万变的疾病，亦终于发明了一般地规律反应，并于此一般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试验成功了通治一般疾病的种种验方”。

因此，通治是经方治病的原创思维方式方法，亦揭示了经方辨证施治的实质。

通治是辨证施治的实质

胡希恕曾专篇论述“论辨证施治的实质”，指出辨六经，析八纲，再辨方证，以至施行适方的治疗，此即中医辨证施治的方法体系，又进一步说明，中医辨证施治，究竟治什么疾病，是一种怎样的治病方法，进一步论述通治是关系辨证施治的精神实质问题。

这里要特别强调，胡希恕明确坚持以唯物辩证法，论述经方的病因病机，指出：“疾病为什么会有六经八纲一般地规律反应？于疾病一般地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而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这确是中医学的伟大发明，但为什么疾病会有六经八纲一般地规律反应，此为有关辨证施治所以有验的理论根据，故有加一探讨的必要……患病机体之所以有六经八纲一般地规律反应，主要的原因不是来自疾病的外在刺激，而是来自机体抗病的内在作用”。重视内因的发病作用，与只强调外因的机械唯物论有明显不同。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章太炎对中医掺入了机械唯物论、唯心辩证法的批判：“中国医药，来自实验，信而有征，皆合乎科学，但历受劫难，一为阴阳家言，掺入五行之说，是为一劫；次为道教，掺入仙方丹药，又一劫；又受佛教及积年神鬼迷信影响；又受理学家玄空推论，深文周内，离疾病愈远，学说愈空，皆中国医学之劫难”。其中理学家玄空推论，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运气学说，以形而上学为主，强调事物的发展在于外因，其运气学说代表著作，是王冰撰著的七篇大论加入《内经》，对中医造成重大影响，对理解经方造成很大障碍。胡希恕坚持以唯物辩证法讲解经方的病因病机，维护了中医的科学性，让后学便于理解。

胡希恕指出：一般常见病的发病皆是“机体与疾病交争的形式随时地反映出来”，治病不能只强调外因，而是要看内外因相互作用的结果，即人体抗病机能与外邪斗争出现的临床症状。中医所谓为表证者，即机体欲借发汗的机转，自体表以解除疾病而未得解除的形象；中医所谓为里证者，即机体欲借排便或涌吐的机转，自消化管道以解除疾病而当未得解除的形象；中医所谓半表半里证者，即机体欲借诸脏器的协力作用，自呼吸、大小便、出汗等方面以解除疾病而尚未得解除的形象，此为限于机体的自然结构，而势所必然地对病斗争的固定方式。因此，则表、里、半表半里便规定了凡病不逾的病位反应，若机体的机能亢进，则就有阳性的一类证候反映于病位；若机体的机能沉衰，则就有阴性的一类证候反映于病位。疾病刺激于机体，机体即应之以斗争，疾病不解，斗争不已。疾病的种类虽殊，而机体斗争的形式无异，此所以有六经八纲的一般地规律反应。胡希恕讲述的发病规律即经方的病因病机，这一病因病机恰切地说明了《伤寒论》的六经实质，“中医辨证施的首要精神，即是在患病机体一般地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讲求一般疾病的通治方法”。

通治用于临床

太阳病并不是一种个别的病，而是以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等一系列的证候为特征的一般的证。有如感冒、流感、伤寒、麻疹等等，于初发病时，经常发作这样太阳病之证，中医即依治太阳病的发汗方法治之，则不论原发的是什么病，均可给以彻底治愈。试想，以基本不同的各种病，而竟都发作太阳病这样相同的证，这不是患病人体一般地规律反应是什么？依治太阳病证的同一发汗方法，而能治愈各种基本不同的病，这不是于患病人体一般地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而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又是什么呢？再就方证的说明来看，对于六经八纲治则的执行，势必遵循适应整体用药的严格要求，显而易见，则中医的辨证论治，还具有适应整体治疗的另一精神，也就是说，中医辨证论治，虽然是于患病人体一般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但同时必须在适应整体的情况下施行之。若为中医辨证论治下一个简明的定义，那就是：于患病人体一般地规律反应的基础上，而适应整体，讲求疾病的通治方法。通治、辨证施治实质于此得到明确完整论述。

由于误读传统，后世注家认为《伤寒论》是治外感病的，《金匮要略》是治内伤杂病的；又有人主张辨病论治、专病专方治疗等，皆是未认识到经方治病的方式方法是通治。对于通治，胡希恕指出：“中医以一方常治多种病，而一种病常需多方治疗”。这在临床经常得到验证。如胡希恕用大柴胡汤治疗顽固性哮喘，同时还可用此方治疗脑血管病、急性阑尾炎、禁口痢等，这是一方治多种病的体现。又如胡希恕治疗冠心病，辨证用瓜篓薤白半夏汤、或用大柴胡合桂枝茯苓丸等，有是证用是方，不是专病专方治疗，是一种病需多方治疗的体现。

理解通治，理解辨证施治的实质关键是要读懂《伤寒论》，并于临床实践去慢慢体悟。同样，通治又是读懂《伤寒论》、认识经方治病方式、方法的关键思维，亦是理解经方辨证施治实质的关键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