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参与贾瑞之死

《红楼梦》第十一回“庆寿辰宁府排家宴，见熙凤贾瑞起淫心”和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贾天祥正照风月鉴”，详细描写了贾瑞见王熙凤淫心辄起，行欲不成，反被王熙凤捉弄的整个过程。事后贾瑞依然欲火难耐，“他二十来岁人，尚未娶亲，迩来想着凤姐，未免有那指头告了消乏等事；更兼两回冻恼奔波，因此三五下里夹攻，不觉就得了一病。心内发膨胀，口中无滋味，脚下如绵，眼中似醋，黑夜作烧，白昼常倦，下溺连精，嗽痰带血”。

“指头告了消乏等事”便是手淫，手淫无度，精气大亏于下，所以会出现脚下如绵、眼中似醋、黑夜作烧、白昼常倦、下溺连精。贪欲动神、心火妄动于上，则会出现心内发膨胀、口中无滋味、嗽痰带血。其病上盛下虚，治疗当上清心火，下补肾虚。本当忌用温补，但“百般请医疗治，诸如肉桂、附子、鳖甲、麦冬、玉竹等药，吃了有几十斤下去”，肉桂、附子之大热无疑是火上浇油。“倏又腊尽春回，这病更又沉重。代儒也着了忙，各处请医疗治，皆不见效。因后来吃独参汤，代儒如何有这力量，只得往荣府来寻。”腊尽春回，阳气转盛，则原本虚火内炎之病症加重，投医不效后，贾瑞的祖父贾代儒往荣国府寻人参来治病。人参补气性燥，服后会加重原本亢盛之心火，其性燥又能销铄肾精而加重下虚，其后果可想而知。很明显，贾瑞之死与误服人参密切相关，但缺少医药知识背景者，很难从《红楼梦》荣府寻人参这一段读出弦外之音。

贾瑞的遗精，很容易被误作虚证，今时亦然，清代医案不乏记载。例如，《薛生白医案》（薛雪，字生白，号一瓢，江苏吴县人，清代著名温病医家）载一患者遗精后又感受外邪，“病人自认为虚，医者迎合，以致邪无出路，转辗内攻加剧”，患者自认为虚弱，医者又迎合病人，对医患双方惧虚、滥补的心理，一语道破。遗精既已被误作虚证，自然会像贾瑞一样，施以人参等温补之药。清代医家徐大椿（原名大业，字灵胎，号洄溪，江苏吴江人）在其《神农本草经百种录》中曾云：“今医家之用参救人者少，杀人者多。”人参本是最常用的补益药之一，若用之治疗虚弱病证，自然不会“杀人者多”。徐氏之论断，不在于人参自身的药性与功效，而是药证不相符，病人原本不虚，却被误作为虚证，而妄用人参补虚致死。正如清代医家余听鸿（名景和，江苏宜兴人，孟河医派医家）所言：“国家无事，不可论兵；人身无病，不可论药……故药能中病，大黄为圣剂；药不中药，人参亦鸩毒。服药者可不慎乎？”

患者原本不虚，而滥用人参者，在清代医案中多有记载。如《徐洄溪医案》所载杨秀伦外感停食案，患者年七十四，“医者以年高素封，非补不纳”，结果导致患者饮食停滞，“闻饭气则呕，见人饮食辄叱曰：此等臭物，亏汝等如何吃下”，即便如此，医生依然“惟以参汤续命”，以人参滥补。待徐大椿诊治时，处以生大黄，泻下积滞而愈。又如《王孟英医案》（王士雄，字孟英，号梦隐，又号潜斋，别号半痴山人，祖籍浙江盐官）载戚氏老妇患痢疾，最初的医生“以年老，为舍病顾虚之治”，考虑患者年老多虚，不论疾病之虚实，而处以补虚之药。王士雄诊之，判断“此必温补所酿”，拿过之前医生开的方药来看，果然是人参、白术、干姜、吴茱萸、附子、肉桂、补骨脂、川椒等温补之药，于是感叹道：“但知年老元虚，不闻邪盛则实。”以上两医案，皆是年老患病，医者凭想当然认作虚证，而妄用补虚之药。

《徐洄溪医案》载叔子静中风案，患者“素无疾”，忽然患中风，徐大椿处以祛风消痰安神之品，认为如果“以参、附等药，助火助痰，则无一生者。及其死也，则以为病本不治，非温补之误，举世皆然也”。苏州府治东首杨姓痰证案，患者“年三十余，以狎游，私用父千金，父庭责之”，“医者以为纯虚之证，惟事峻补，每日用人参三钱”，导致“痰火愈结，身强如尸”。徐大椿处以清火安神之方，佐以莱菔子以通下热结。患者家属欲付诊金时，徐大椿戏曰：“增病之药值千金，去病之药自宜倍之。”因为人参价格不菲，所以“病者有惊惶色”，徐大椿曰：“无恐，不过八文钱买蔔子（萝卜子，即莱菔子）为末耳。”与前两案不同，此两案是壮年暴病，同样易被误作虚证。

除了患病时易滥用温补，平素无病也多惧怕虚弱，而滥用人参等温补药养生。如《余听鸿医案》载一广东郑姓患者，在上海营业，以人参二两纳鸭腹中，煮而食之，五日后目光模糊，十日后两目青盲，不能视物。常熟北乡某，年约十六七，体本丰盈，父母恐其读书辛苦，兑人参两余，服后忽变痴状。余氏处以化痰清热之药而愈，感叹“爱之适以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