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内经》成书的西汉文化背景

《内经》在其理论构建过程中，除了受到精气、阴阳、五行、神论等哲学思想十分深刻的影响之外，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很自然地渗透其中，糅杂其间，用以解释相关的生命现象，解决相关的医学问题，构建医学体系。

《庄子·养生主》强调于民休养生息，《兵法·月战》的“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之说，《吕氏春秋》开卷首论“重生”，无一不是“重生”这一古今中外全人类共同理念的体现，《内经》正是在这一人类共同理念的文化背景下构建其理论的，其所传载的有关医学和语义学的全部知识，无一不是“重生”理念的反映。

《黄帝内经》（《内经》简称《内经》）成书于《史记》之后《七略》之前的近百年间，其主要内容的构建汲取了秦汉时期的医学成就，受到秦汉诸家思想的影响极为深刻。在这一时期的“重生”“重民”“重阳”“重土”“天论”“天人合一”等思想，以及《淮南子》《春秋繁露》《史记》等重要著述都对其医学理论的构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至于这一时期的天文历法知识乃至医药学成就，更是其理论构建时必须吸纳的基本材料。

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必然促进文化的发展繁荣。医药学科也是一种文化。“文是基础医是楼”，以《内经》为主所奠定的医药学科是建立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根基之上的自然科学。因此，西汉时期的繁荣文化是其成书必不可少的沃土和养分，为其理论的构建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文化背景。

先秦诸子思想促进《内经》理论构建

西汉时期对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进行了系统、深刻的整理和研究，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杂家代表著作《淮南子》全面继承了先秦诸子的学术思想，融诸子百家学术思想于一炉，而在以医言政、以医议事的理念之下，全面地将生命科学的相关内容渗透于对诸子思想的阐释，这就为《内经》理论的构建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借鉴和示范作用。

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是西汉时期研究和梳理先秦诸子思想的代表作，在《吕氏春秋·不二》历数春秋战国诸家学术立场的基础上，将先秦诸子思想按其学术体系概括为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并加以论述，第一次分析出自春秋战国以来重要的学术流派。也反映出汉武帝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兼用阴阳家、法家和道家“黄老”的学说，即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而并不“纯任德教”（《汉书·元帝纪》）的思想。从而反映了汉武帝时期复杂的社会和统治思想状况。其六家之说，不仅为后来司马迁给先秦诸子作传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也为西汉末期名儒刘向、刘歆父子对先秦诸子十家的分类奠定了基础。

先秦阴阳、儒、墨、名、法、道等各流派的学术思想对《内经》理论的构建都有十分深刻的影响，这在其全书的字里行间中俯拾皆是。在这十家学术流派之中，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儒、墨、道、法四大学派。《内经》在其理论构建过程中，除了受到精气、阴阳、五行、神论等哲学思想十分深刻的影响之外，诸子百家的学术思想很自然地渗透其中，糅杂其间，用以解释相关的生命现象，解决相关的医学问题，构建医学体系。各家的学术思想虽然自成其家，但却相互渗透，互相交叉，并不排斥。这种文化现象恰恰为《内经》构建自己的理论所利用。

黄老之学对《内经》成编的影响

“黄老之学”兴起于战国中后期，盛兴于西汉前期，是西汉时期影响朝野的重要思潮。《黄帝四经》《黄帝铭》《黄帝君臣》《杂黄帝》《力牧》等，是托名黄帝的道家类书籍，其基本精神属于道家，学界称其为“黄老之学”。这一学说是先秦百家争鸣时期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思潮，是战国末期道家学术流派的一个重要分支及延续。老子开创的道家学派在战国时期就分化为“庄子之学”和“黄老之学”，两者分别继承和发展了老子学说的不同方面，将道家学派引向了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向。其在战国中后期和西汉初期的两个时段上盛极一时，两度成为真正的“显学”。西汉初期，在曹参、汉文帝、窦太后等政治人物的极力推崇和倡导之下，“黄老之学”一度成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为著名的“文景之治”奠定了意识形态基础。不仅社会上层的将相王侯们醉心于此，连文人墨客以黄老之言显闻于世的也极多。可以说，从汉高祖至文帝、景帝时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史上“黄老之学”最为兴盛的时期。

“黄老”是指老子和黄帝。《论衡·自然》中有十分明确的界定，认为“贤之纯者，黄老是也。黄者，黄帝也；老者，老子也”。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所概括的“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的新道家的学术特征，就是黄老之学的学术特征。具体言之，就是“道法结合，兼采百家”。其中道家思想是其哲学基础，法家的观点是其基本的政治主张，兼采百家思想则是其政治主张的辅翼。可以说黄老之学是吸收了众家之长，使各家之学在新的理论体系中形成了拾遗补缺和优势互补的效果，所以才能够产生“压倒百家”的显赫效果，成为西汉前期真正的“显学”。“黄老之学”的学术取向既适应了当时为巩固中央集权的迫切政治需要，也符合了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需求。这一时期的“黄老之学”大倡法治，适应了西汉巩固政权、富国强兵的时代主旋律；其集众家之长，则是百家之学经过充分的争鸣之后的必然归宿，同时也是西汉王朝在政治上的统一局面在学术领域的反映和必然要求。这样的学术思想能够被汉高祖、窦太后，乃至文帝、景帝重视而盛极一时并最终压倒百家，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内经》之所以在西汉时期成编，与昌盛于西汉早中期的“黄老之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黄老之学”对其理论构建和成书的影响，不仅仅是将医药学著作托名“黄帝”的意识形态背景和文化背景，正如《淮南子·修务训》的“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贱今，故为道者必托之于神农、黄帝而后能入说”之论，也因为“黄老之学”所倡导的“道论”“无为而治”等理念直接影响着《内经》理论的发生。仅仅就“道论”而言，《内经》将“道”这一范畴引入医学领域之后，全面广泛地用来表达宇宙万物、生命活动规律和相关的理论原则，在269次“道”的应用中，几乎将当时人们所能认识到的与生命科学相关的所有理论原则和相关规律都纳入到“道”的范畴。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理念全面引入并构建养生理论。

“民本”思想对《内经》理论的影响

自汉朝开国至武帝初年，尤其是汉文帝、汉景帝时期，连续实行减轻赋税、减轻刑罚、恢复生产和休息民力的“民本”政策，国家稳定发展，国力大大增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与“民本”国策联系紧密的医学学科自然也会受到朝野的重视而得到相应的发展，《淮南子》《春秋繁露》就有丰富的医药学知识和养生知识，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医药学成就。《内经》的成书，不能不说与这一时期休息民力的“民本”政策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而且“民本”思想在《灵枢·九针十二原》原文开篇即有集中体现。

“重生”理念对《内经》理论的影响

《内经》全部内容的主旨就是在“重生”的理念之下形成的，“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素问·宝命全形论》）则是对这一主旨的明确表达。“宝命全形”不仅道出其成书的目的和构建其理论的意义，同时也反映其成书的“重生”文化背景。“重生”应当是全人类的共同理念，也是中国历代统治阶层的治国方略，自从有文字记载到《内经》的成书，这一思想一直连绵不绝。因为“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民众是国家的基石，只有国家的基石牢固，国家才能安宁。这就是历代统治阶层重视“民本”的执政治国思想基础。《庄子·养生主》强调于民休养生息，《兵法·月战》的“天地之间，莫贵于人”之说，《吕氏春秋》开卷首论“重生”，《春秋繁露》于《循天之道》中专论养生等，无一不是“重生”这一古今中外全人类共同理念的体现，《内经》正是在这一人类共同理念的文化背景下构建其理论的，其所传载的有关医学和语义学的全部知识，无一不是“重生”理念的反映。

“天论”观点对《内经》理论的影响

何谓“天”？“所谓天者，纯粹朴素，质直皓白，未始有与杂糅者也”（《淮南子·原道训》）就给“天”这个范畴以明确的、唯物的、“自然之外别无天”的内涵界定。如若用今天的语言予以表达，所谓“天”就是指一切事物客观存在的固有规律，当然也包括自然界、包括与地相对的“天空”等。《内经》理论中大凡涉及“天”的相关论述，无一例外地秉承了这一旨意，仅仅就其中涉及“天”的篇名而言，如《素问》的《上古天真论》《生气通天论》《天元纪大论》，《灵枢》的《天年》《通天》等无不如此。在588次涉“天”之论中除了延伸到生命科学领域而被赋予特定的医学内涵之外，别无其他内涵。

“重土”思想对《内经》理论的影响

西汉时期“重土”的思想与其所处西汉崇尚“黄老之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五帝中的“黄帝”以土为德，故在当时文化界的著书立说多托名于黄帝。董仲舒更是这一西汉帝国的主旨思想的极力倡导者，在他的著作中力主以土为重的理念就不足为奇了。如“土者火之子也，五行莫贵于土……土者，五行最贵者也”（《春秋繁露·五行对》）。《内经》接受了这一思想并且用于解决医学中的实际问题。如“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时长四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独主于时也。脾脏者常着胃土之精也，土者生万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头足，不得主时也”（《素问·太阴阳明论》）。再如“平人之常气禀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气也，人无胃气曰逆，逆者死……人以水为本，故人绝水则死，脉无胃气亦死”（《素问·平人气象论》）。“脾脉者土也，孤脏以灌四傍者也……五脏者，皆禀气于胃，胃者，五脏之本也，脏气者，不能自致于手太阴，必因于胃气，乃至于手太阴也，故五脏各以其时，自为而至于手太阴也”（《素问·玉机真脏论》）。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中，无论脏腑气血的生理还是病理，临床诊断还是疾病治疗，这一在“重土”思想影响下构建的人体以脾胃为本的观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地位，李杲所创立的脾胃学派无疑受到《春秋繁露》“重土”思想的重要影响，也是“胃者，五脏之本”观点的延伸。

“重阳”思想对《内经》的理论的影响

《春秋繁露》在论述阴阳关系时强调“阳尊阴卑”，这种重“阳”的思想是全书的主旨，并以此论述夫妻关系，认为“丈夫虽贱皆为阳，夫人虽贵皆为阴”（《阳尊阴卑》）；论述君臣关系，认为“当阳者，君、父也”，以及论述天地万物的关系，进而得出“阴者，阳之助也”“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天辨在人》）的结论。《内经》及其缔造的医学体系秉承了这一时期“阳为主，阴为从”的“重阳”理念，并将其运用于医学体系之中，虽然有“生之本，本于阴阳”“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绝，精气乃竭”，阴阳是“寿命之本”的认识，但是在这一时期“重阳”思想的影响下，认为其中的阳气是最为重要的，阳气在阴阳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故有“阳气者，精则养神，柔则养筋”，“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之论（《素问·生气通天论》），明确地指出了阳气是生命活动的动力，在生命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阳气所具有的温煦机体组织、抗御外邪侵袭、主持气化开合、维系阴阳平衡等多方面的重要功能，对于生命活动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有“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之论述，并以太阳与天地万物的关系为喻，用“薄厥”“煎厥”疔疮等常见病证为例，凸显人体阳气在生命活动中的主导作用，这一“重阳”思想也成为后世医家重视阳气理论的源头，更是明代“温补学派”“扶阳抑阴派”创立的依据。

“天人合一”观对《内经》理论的影响

天人合一的整体观是《内经》医学理论的基本特点之一，其“同源”“同道”“同构”“同化”“同象”的基本内涵体现于其构建的医学知识体系的各个层面。西汉时期的思想界都十分重视“天人合一”的整体观念，无论是刘安还是董仲舒都是如此。如《淮南子》是在肯定天的客观性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人与天地相参”“人事与天地相参” 的天人相应论点，认为人与天地万物皆禀一气而生，在天人同气思想的指导下，创建了天人同构理论；认为“阴阳同气相动”，故“天之与人有以相通”，实际上就是天人感应的思想；强调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联系的观念，如“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本经训》）；指出人类生活在宇宙之间，和自然界万事万物是息息相通的。《春秋繁露》也认为“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厚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川谷之象也；心有爱乐喜怒，神气之类也。此见人之绝于物而参天地。是故人之身，首妢而员，象天容也；法，象星辰也；耳目戾戾（分明之意），象日月也；口鼻呼吸，象风气也；胸中达知，象神明也；腹饱实虚，象百物也”（《人副天数》）。考察《内经》相关内容之后就会发现，两者的精神基本一致，如“天为阳，地为阴，日为阳，月为阴，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岁，人亦应之”（《素问·阴阳离合论》）；“天气通于肺，地气通于嗌，风气通于肝，雷气通于心，谷气通于脾，雨气通于肾。六经为川，肠胃为海，九窍为水注之气。以天地为之阴阳，阳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阳之气，以天地之疾风名之。暴气象雷，逆气象阳。故治不法天之纪，不用地之理，则灾害至矣”（《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论》），以及《素问》的《六节藏象论》《生气通天论》之“天地之间……九窍、五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等 。

《内经》的成书不是偶然事件，是我国先民在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积累的大量实践经验的结晶，它也只能在这个古代中国第一个政治稳定、国民经济富庶、思想文化繁荣的封建王朝——西汉王朝这一大背景之下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