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神派中独树一帜的的祝味菊

祝味菊（1884-1951），浙江山阴（今绍兴）祝家桥人， 晚年自号"傲霜轩主"。沪上名医，重视阳气，擅用附子，人誉"祝附子"，为火神派中独树一帜的著名医家。

先祖世代业医，弱冠随父人蜀，遍览中医典籍，又从宿儒刘雨笙等学习，颖悟过人，好发疑问，以致两任老师竟不能答其疑难而自辞。后入军医学校学习西医，攻读两年后赴日本考察西医，翌年回国，曾任成都市政公所卫生科长，主政官医院七年，颇有政声。

1926年为避川乱赶赴上海，隐迹考察一年，深感沪上医家在伤寒治疗方面偏重清凉，遂一反俗风，开业倡用附子、麻黄等温热药建功，为人诊疗往往应手而愈，医名大噪沪上，竟至有"祝派"之称。1937年，冯伯贤主编《上海名医医案选粹》时，收其医案21则，将祝氏列人上海名医，曾被选为神州国医总会执行委员。

祝氏主张中医改革，"努力中医革命四十年"。力倡"发皇古义，融会新知"，融汇西方科学知识发展中医，但他始终坚信并立足于中医，既反对那些片面崇古尊经，强调"国粹"， 盲目排外，对西医采取敌视态度的保守派；也反对那些崇洋媚夕卜认为只有西医才符合科学，主张取消中医的过激派。他学宗《内经》，推崇仲景、景岳两家，提出以八纲论治杂病，这是其非常重要的建树。他在《伤寒质难》中首次创造性的提出"八纲"一词，为八纲辨证的概念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所谓八纲者，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是也。""夫病变万端，大致不出八纲范围。明八纲，则施治有所遵循，此亦执简御繁之道也"（《伤寒质难卷七》）。

祝氏以温热药物屡次救治危重病人，逐渐形成以重视阳气，擅用附子为特色的"祝氏医派"，声誉日渐扩大，许多时方派、温病派名医受其影响和启发，转为祝氏医派，包括儿科名医徐小圃以及陈苏生、王兆基等。还有章次公、陈耀堂等， 或与祝氏交好，或受祝氏影响，或遥从私淑，逐渐形成一个以注重阳气、擅用附子为特色的医学流派，乃至蔚为上海滩影响颇著的"祝氏医派"。

祝味菊性情豪爽，胆识过人，诸多名医摇首却步之重病者，每能一手承揽，有时甚至为病家"具结"治愈，因此祝氏有"医侠"之誉。他述称："余自弱冠习医，中岁行道，视病若仇，不惮险恶，视人犹己，不计毁誉。""医为仁术，生命重欤，令誉重欤？吾行医三十年，不畏艰巨，不惮物议，病势虽重，苟有生理，无不据理力争，负责疗治。所以然者，求心安而已，成败毁誉，非所计也。"祝氏热心兴教办学，初到上海，他便积极投身到中医办学与教育的事业中，先后执教于上海中医专门学校、上海国医学院、上海新中国医学院，并任新中国医学院研究院院长、该院附属医院院长兼内科主任等职。1937 年与德国医生兰纳博士等在沙逊大厦合组中西医会诊所，开中西医结合之先河。解放后，曾任上海中医学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祝氏主要著作有《伤寒新义》、《金匮新义》、《伤寒质难》等。其中代表作为《伤寒质难》。系陈苏生到祝家探讨学问， 反复辩难，笔录当日之问答，积三年功夫，仿《内经》问答形式整理而成，1949年出版。是书集中体现了祝氏的学术思想，时贤颇多誉辞。章次公序称：是书为"新旧医学转变过程中的代表作"，"不但在现阶段中西医间筑成了联系的桥梁，而且指示着今后医界研究工作中应努力的方向。"徐相任序曰："本书最有力之主张，举其荦荦大者言之：第一为体力重于病邪，第二为阳气重于阴血，笫三为以五段代六经，此作者之创获，亦即苦心孤诣之独到处也。"评点可称精当。

一、治人之本，扶阳为重

祝氏崇尚二张(仲景、景岳）之学，对阳气的作用有着十分深刻的理解。他所称之"抗力"、"体力"、"体气"、"体质", 实质上都是指的人体正气，具体而言就指人体阳气。强调温热扶阳，是祝氏学术思想的核心。

西医治病，讲究病原疗法，认为"一病有--病之特凶， 举一病而求一特效之药"，但是，"疾病之来，原因不明者甚多，必欲一一考其特因之所在，一一求其特效之方药，以有限之精力，窥无穷之造化，愚公之志可嘉，庄老之趣未得也。""疾病种类繁多，一病而探出一种病原，一种病原而创制一种特效良药，仅为人类之一种理想。以今之所知，能确定其为病原体者，不过数十种而已，所谓能直接消除病原之药，亦如凤毛麟角，窭窭数种而已……是故病原疗法，不敷应用。"即使在今天看来，祝氏对病原疗法局限性的认识， 也充满着先哲的光芒。事实上，依赖査清各种病原，再研制相应的特效药物，恐怕永远也满足不了临床需要。但是， "医者治病，不能因病原不明而束手不治也，亦不能以特效药之阙如而屛不处方也。""病原繁多，本体惟一，病原之发现，随时代而变迁，人体之自然疗能，历万古而不易"， 祝氏认为，正气决定人体发病与否和生死预后，"抗力旺盛，则邪机衰老；抗力不足，则邪机猖獗。抗力决定愈期， 亦决定死生"（《伤寒质难第十七篇》）。因此，祝氏强调治人为本，扶阳为重。就此他有很多经典式的论述，归纳如下：

(一）得阳者生，失阳者死

在《伤寒质难》中，祝氏用大量篇幅引证《内经》及仲景、景岳等著名医家的重阳之论，强调阳气在人体生理、病理、治疗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如论述人体生理，祝氏说："人以阳气为生，天以日光为明。宇宙万物，同兹日光；贤愚强弱，同兹气阳。向阳花木， 繁荣早舂；阴盛阳虛，未秋先衰。""得阳者生，失阳者死……故医家当以保护阳气为本"（《伤寒质难第七篇》）。

论述病理，他说："抗力之消长，阳气实主持之。阳气者， 抗力之枢纽也。""克奏平乱祛邪之功者，阳气之力也。夫邪正消长之机，一以阳气盛衰为转归"（《伤寒质难第七篇》）。

论述治病，他说："及其既病，则当首重阳用。阳衰一分， 则病逬一分；正旺一分，则邪却一分，此必然之理也"〖《伤寒质难第七篇》〗。因此，即使髙热病人，只要具有阳气不足之色脉，均予扶正温阳，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在治疗伤寒时广用附子的道理。

针对时医用药喜凉畏温，喜柔恶刚，视姜附、麻桂如蛇蝎终生不敢一用的世俗，祝氏分析了个中原因，指明了祸害-"凉药阴柔，隐害不觉；阳药刚暴，显患立见。好凉药者，如亲小人，日闻谀言，鲜知其恶；用温药者，如任君子，刚正不阿，落落寡合。凉药之害，如小人之恶，善于隐蔽；热药之祸，如君子之过，路人尽知……譬如水火，水寒火热，犹药之有温凉也。水懦弱，愚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火刚烈，良工利而用之，则

多成焉。水能死人，而人不知畏；火有殊功，而药，其害不彰；热药之患，人所共戒。吾于寒凉之祸，斤斤重！ 致辞者，亦古人慎柔远佞之意也"（《伤寒质难第十四篇》〕。细辨此番议论，与郑钦安的相关论述如出一辙。比喻相同，语言极为相近，似可窥见祝氏与火神派之渊源。

(二） 阴不宜盛，阳不患多

就阴阳关系而言，祝氏认为，阴为物质，阳为机能，阴生于阳，阳用不衰则阴气自然源源不断。阴之用亦在阳，一切营养物质只有在阳气的作用下，才能为身体所用。"阳以阴为体， 阴以阳为用；阴为死质，阳乃神灵；阳为生之本，阴实死之基；重阳者生，重阴者死。"一般情况下，"阴常有余，阳常不足。"祝氏认为《内经》所谓"阴平阳秘"不是指阴阳平衡协调，而是说"阴不可盛，以平为度；阳不患多，其要在秘" (《伤寒质难第七篇》〕。理由是阴血津液等物质，目的在于供阳之用，当谋供求相等，以适用为平，过则无益，反成负担而有害；反之阳不患多，而以潜蓄秘藏为贵，若倚势妄作，亦足以致病，这确实是颇有见地之言。

祝氏重阳，也不废阴，"未病重阴，既病重阳。""平时中阳未衰者，不妨滋阴润泽。""良工治病，不患津之伤，而患阳之亡。所以然者，阳能生阴也。是故阴津之盈绌，阳气实左右之"（《伤寒质难第七篇》）。

(三） 宜温者多，可清者少

根据多年体会，祝氏认为，现代人无论就其体质而言，还是患病以后，"宜温者多，可清者少"，这是他十分重要的经验，也是其擅用温热药物的前提。他说："今人体质，纯阳者少，可温之证多，而可凉之证少。""吾非不用寒凉也，特以今人体质浇薄，宜温者多，可清者少。温其所当温，不足为病。浅薄之流，讥吾有偏，非知我者也。"他引证《内经》所论， "秦汉体格，去古已远，今人禀赋更薄，斫伤更甚，虚多实少， 彰彰然也。大凡壮实之人，能受清药；虚怯之体，只宜温养。余治医三十年，习见可温者十之八九，可清者百无一二"（《伤寒质难第十四篇》〗。其原闲则在于，"吾人仆仆终日，万事劳其形，百忧感其心，有动必有耗，所耗者阳也。物质易补，元阳难复，故日阴常有余，阳常不足"（《伤寒质难第七篇》）。今天，国人的疾病谱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慢性病已成为危害人民的主要疾患，"宜温者多，可清者少"的认识尤具现实意义。

二、善用咐子，配伍独特

祝氏推崇、继承张仲景、张景岳的温补思想，但又有所开拓，主要体现在广泛应用附子上，以致人誉"祝附子"，而这正是火神派最突出的用药风格，因之将其归人火神派更恰当。祝氏擅用附子有如下特点：

(一）广用附子，百药之长

祝氏在理论上重视温热扶阳，认为"温药含有强壮之意， 非温不足以振衰惫，非温不足以彰气化……温之为用大矣" (《伤寒质难第十五篇)》。在临床中则最推崇附子，称"附子通十二经，可升可降，为百药之长"，足以看出他对附子的推重程度。而其应用附子的广泛程度，世所罕见。祝氏广用附子的特点在于：

在伤寒治疗中，始终擅用附子，而不仅限于少阴阶段，凡"形虚气怯，神萎力疲，独任附子振奋细胞，活跃抗力，以奏捍邪之功"（《伤寒质难第六篇》〗。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专门论述。

其次，在成方中加人附子，如治阴疽名方阳和汤，祝氏嫌其温热不足，认为加人附子、磁石效果更佳，"盖此方能振奋阳气，祛寒消肿也，但方中缺乏附子，为美中不足，余每次用均加附子。"

例如鹤膝风案：某男，38岁。气血不足，形瘦畏寒，面色萎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