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皇古义融新知 承前启后立新派

”的现代治学理念到朱良春“经典是基础，师传是关键，实践是根本”的传承发展；从章次公突破中医辨证论治的“双重（中西医）诊断，一重（中医）治疗”新观念到朱良春“辨证与辨病结合”的传承发展；从章次公“发前人之未发，补古人之未逮”首开病机论药性先河的6卷《中国药物学》发展到朱良春将临证经验和盘托出增订3次重印30余次的《用药经验集》；从章次公对虫类药“当用则用”的胆识发展到朱良春虫药应用上里程碑式的继承与创新而创制出闻名海内外的“顽痹克星”——益肾蠲痹丸。

章朱二人都恪守章太炎“下问铃串，不贵儒医”的教诲，挖掘、收集民间验方。朱良春发现、培育并沿用至今的“三枝花”包括民间草药郎中季德胜的蛇药、陈照的淋巴结结核拔核药和成云龙治疗肺脓肿的金荞麦。师徒二人既根植于传统中医文化经典，汲取孟河医派精华，又兼收博采与时俱进地继承发扬、开拓进取、自成一家。“匠人之大者，莫过于以心守护；匠心之大者，莫过于敬畏传承”，从章次公到朱良春再到其诸多门人弟子，这百余年自然形成的章朱学派始终一脉相承。朱良春“经过再三考虑，觉得这是自然形成的学术传承，学界又如此重视中医师徒传承，只要有利于中医传承，只有诚惶诚恐、愧疚于心地接受吧。”朱良春的和厚谦恭令人起敬。

高山流水 徒知师心

章次公与朱良春师徒情深如亲人。章次公逝世时，朱良春悲恸哀悼“中医界巨星陨落，一代宗师溘然仙逝。”章朱学派桃李传薪的重任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朱良春的肩上。他深孚师望，自觉地承先启后，不断充实创新老师的治学理念，使章朱学派一步步向前发展。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前副局长诸国本曾感叹：“朱良春对章次公的尊敬，不只是停留在表面上，而是踏踏实实地继承其学术思想。”

1959年章次公逝世后及逝世20周年、逝世40周年和诞辰100周年时，朱良春都在百忙中组织举办纪念活动。每次纪念活动前，朱良春均组织师友、门人与章次公后人主编老师的作品。1979年，在章次公逝世20周年出版了现已成为经典的《章次公医案》，有人誉之“从某种意义上说，此书不亚于华岫云所编清代医家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在1999年章次公逝世40周年及2003年章次公百年诞辰纪念日之际，朱良春两次主编出版、修订增补《章次公医术经验集》，以此结合章次公的学术成就进行研讨，“大力弘扬章次公的人品、学品、文品、医品”（诸国本）。正如孟庆云所说：“就像没有王叔和就没有张仲景一样，可以说没有朱良春后人也难知章次公。”

著书立言 功在千秋

古圣遗训“立德、立功、立言，人生三不朽，莫过于此”。朱良春不仅以“德功双馨”立起了他在业界中医泰斗、临床大家的地位，在“立言”上也堪称楷模。他像非常注重总结经验，撰写文稿，因此不仅著作等身，而且可以传世，前者易而后者难。在中医学术发展的道路上，悟经和临床固然重要，但著书立说也不可或缺。古人云：“功在当世之德，更在传世之文” 。著名学者梁衡说：“写作是一个人有没有创造力和责任感的体现，读书是吸收，是继承；写作是创造，是超越。”正是朱良春对章朱学派卓越的继承，成就了章朱学派超越的创新。朱良春常常语重心长地说：“我一个人力量有限，如果多一些医生使用我的方法，就可以救治更多的病人。”

朱良春之所以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不忘论文写作及图书编撰，正是他要尽责地为章朱学派的传承发展，更是为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在文风上他始终坚持真善美，既要有真材实料也要质朴简明，按他的话说是：“立说才是著书的最高境界，就是要有新意，有新的见解，有新的发现。当然写书也要有实用性，学了有用就是莫大的善事美事。”他不屑于学界少数人资料堆砌、复制粘贴、拼凑成文、了无新意的抄袭恶习，他认为如果这样，即使著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