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钦安扶阳方用药规律

在对大量药方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由主治和方效所决定，一个方剂所含中药的归经是有显著倾向性的。

中药的性味是其功用的药理基础。由多味中药组成的方剂，当然也有其整体性味。

任何一种理论都要落实在应用之上才有意义，近代四川著名医家郑钦安的扶阳论亦如此。郑氏之扶阳，具体而深刻地反映在其处方用药中，而对其方药应用特点和规律的揭示，不仅有助于提高对郑氏扶阳论的认识，更有益于我们从中汲取宝贵的临床经验。

郑氏著作中的方剂概况

在郑钦安著述中论及的方剂甚多，但药物组成、剂量、主治俱全者仅46首，其中45首见于《医理真传》，《医法圆通》仅1首。《医理真传》所载45首方中，载于“卷二·阳虚症门问答”的17首，均为扶阳方；载于“卷三·阴虚症门问答”的21首和“卷四·杂问”的7首，这些方剂功用较杂，寒、热、补、泻都有，但都不是扶阳方。下面，就17首扶阳方的用药情况做一分析。

郑氏扶阳方的用药规律

载于《医理真传·卷二·阳虚症门问答》的17首扶阳方，有10首为伤寒方，其余7首，除附子理中汤外，均为郑氏自制方。其中的伤寒方，剂量多不同于原方，有的在组方上还有加味，如建中汤是小建中汤加附子，理中汤加用了半夏、砂仁、茯苓。

17首扶阳方所用药味不多，仅23种，其中甘草和炙甘草是分两味药计算的。这23种药物中，只用过1次（即只用于1个方剂）有8味药：安桂、吴茱萸、细辛、杏仁、知母、龟板、葱白、饴糖；用过2次的有5味药：白芍、半夏、甘草、黄柏、麻黄；在3首以上方剂中用过的药物有10味。（见下表：《医理真传》17首扶阳方常用药的性效分析）

从此表提供的信息可以归纳出3点。

第一，采用表中所列药物，可构成4个郑氏的常用扶阳方（见下，原剂量后括号内为换算后的现代剂量）。从郑氏对这4个方剂的应用和论说可以得窥其扶阳法中，温中阳是一个基本的法则。

附子甘草汤：附子1两（25克），炙甘草6钱（19克）。这是郑氏的自制方，认为附子辛热补先天真阳，甘草味甘补后天脾土，故他就该方的方义提出：“土得火生而中气可复”，称此为“先后天并补之妙剂”。此方与附子理中汤可谓同法同理。

四逆汤：附子1枚（25克），干姜1.5两（47克），炙甘草2两（62克）。此为伤寒方，郑氏以之为回阳的代表方。此方有温中效用（见本报2019年3月28日四版《郑钦安扶阳理论始于坎离说》），此不赘言。

附子理中汤：附子1枚（25克），白术5钱（16克），干姜5钱（16克），人参2钱（6克），炙甘草3钱（9克）。此方为《和剂局方》附子理中丸，但原方诸药为等量，郑氏则增加了附子、白术、干姜的用量，人参量稍减，显然是加强了温中阳之力。

桂苓术甘汤：桂枝8钱（25克），茯苓2两（62克），白术1两（31克），甘草5钱（16克）。即《伤寒论》苓桂术甘汤，只是郑氏加重了茯苓、白术用量。郑氏在接受此方能“化气行水，促动膀胱气化”等传统认识的同时，强调此方培土治水作用，认为其主治是“一切脾虚水肿与痰饮咳嗽更为妥切。”

不难看出，上述4方的药物配伍都包含温中阳、健脾土的治法，只是有主次之分而已。郑钦安对此的阐述十分明确，方药组配和治疗应用都有具体而明显的体现。

此外，表中所列药物，还可构成郑氏方中没有的两个伤寒方：甘草附子汤（炙甘草，白术，附子，桂枝）和桂枝附子汤（桂枝，附子，生姜，大枣，炙甘草）。此两方虽为温阳除痹之方，但其方药组成却也显示出与温阳培土的密切关系，这在伤寒温阳方中也是一个普遍现象。

第二，表中所列药物的归经分析可知，归经含脾胃的药物占绝对多数。这从另一侧面反映了郑氏扶阳法的重要治法内涵。

中药的归经反映了药物的效用部位。一味中药往往有多个归经，这说明中药效用的复杂性。一个包含多味中药的复方，其归经自然更为复杂。但是，在对大量药方进行统计分析后不难发现，由主治和方效所决定，一个方剂所含中药的归经是有显著倾向性的。据此，对表中所列药物的归经进行了统计（见下）。

8味药，归经包含“脾”；

7味药，归经包含“心”；

6味药，归经包含“肺”；

5味药，归经包含“胃”；

3味药，归经包含“肾”；

1味药，归经包含“膀胱”。

可以看出，脾经居首位，如果把脾胃合起来则更占多数。相反，归肾经者明显居于少数。

第三，从表中所列药物的性味分析得知，味甘辛为主，性温热居多，而甘辛温热是脾胃药方的主体性味。

中药的性味是其功用的药理基础。由多味中药组成的方剂，当然也有其整体性味。由表中所列药物性味分析得知（见下），郑氏扶阳方最常采用的9味药之性味中，味甘辛为主，性温热居多，据此可知“甘辛温”是扶阳方的基本性味。根据脏象学说可知，甘味归脾土，而土生于火，故治脾土宜温热。但由于脾土多湿，故常佐用辛苦之药燥之。可见，性味分析的结果非常符合临床脾胃治疗的用药特点。

7味药，味包含“甘”；

4味药，味包含“辛”；

2味药，味包含“苦”；

1味药，味包含“淡”；

4味药，性为“温”；

3味药，性为“平”。

2味药，性为“热”。

郑氏扶阳论根于阳、本于土

通过对郑钦安的扶阳原理和上述主要扶阳方的分析，能够得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结论：郑氏扶阳言称坎阳，暗重脾胃。

得出此结论需要经历一个过程：坎离说是在天地自然和人体生理两个层面阐释“阳气”的来源、存在形式及其在生命活动中的重要作用，进而将土生万物和后天之本的理念载入论述之中，引出了三阳说。而三阳说的实质是“中阳”概念的提出，是扶阳当立足于中阳的理论铺垫。故郑钦安的组方用药始终不离脾胃中阳的扶助，明确地说即是：“一切阴虚、阳虚，务在中宫上用力。”根于阳、本于土，可谓郑氏扶阳论最简单直接，也是最接近临床实践的写照。

此外，郑钦安在理论认识上还突出一点：气机升降。有关自然和人体的升降运动在坎离说和三阳说中都有阐述。脾胃的生理作用，也与其作为升降枢纽的地位相关，郑氏就是从上、中、下三阳的升降关系来论证这一问题的。他说：“中阳不运，上下即不相交，故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对升降失调的认知和调理，在郑氏扶阳的治法方药中有颇多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