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对中医影响深远

道学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大放异彩，对中医的影响也深刻而长远，其“气一元论”的思想与中医理论起源密不可分，也深刻影响着中医理论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没有道学，就没有中医。但中医在发展过程中，却不仅仅只受道学的影响。儒学对中医的影响也不容忽视。

春秋战国时期，儒学始萌，其与道学思想不同。现普遍认为，中国三大思想流派中，佛学讲究“出世”，儒学讲究“入世”，而道学偏于“顺势”。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动荡，思想文化约束较少，故各流派思想得到蓬勃发展，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学即在这个环境中发展起来，并逐步壮大。在此时期，政治混乱，民生维艰。普通民众无力改变时局，只能顺应天命，故道学思想占据主要地位；在统治阶层，由于要稳固政权，法家思想更受欢迎。而儒学，在此期间虽在文士阶层壮大，但并非主流，对中医的影响非常有限。从此时期最著名的中医著作《黄帝内经》来看，其思想与道学一脉相承，讲究顺应天命，精神内守，其所载之方药味一般较少，讲究效力专精，无甚儒学思想痕迹。

秦汉时期，儒学经历了从被统治阶级压制到被统治阶级推广的历程。其思想由政治力量推动，渗透到整个社会。本时期政治相对稳定，且国力强盛，儒学作为官方推广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不仅在政治上有了影响，也开始对医学产生影响。儒学推崇“中庸”，在本时期的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里，便带出了“中庸”思想的痕迹，其思想内核虽仍有道学特点，但已有儒学痕迹。在《伤寒杂病论》的方剂里，药味较《黄帝内经》明显较多，组方讲究搭配，多味药配合使用，以增强药性，减小毒性，用药不再独求力专效猛，而偏于搭配之后使药性相对温和。多味药搭配使用虽有经验积累的因素，但也是儒学“中庸”思想的一个端倪。“反佐”的药物搭配是“中庸”思想影响的一个闪光点，通过药物的互相牵制，达到一个方剂毒力相抵、药力仍存的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治的动荡，道学又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学缓慢平稳发展，汉时传入的佛教也在此时期逐渐壮大。本时期的医学著作较多，其思想特点仍受道学较多。

隋唐时期，国力强盛，思想流派绚烂，儒家重新走上主流道路，佛家开始盛行。此时期医学著作较多。伴随校注儒家经典著作的思潮，校注经典医书的行为也开始出现，并且开始了官修医书，如《新修本草》等。

宋元时期，是儒学发展的鼎盛时期。此时期儒学思想上流派纷呈，较为开放、活跃，创新之处较多。以新思想新知识注解经典成为一种风尚。受这一思潮影响，这一时期，医学上出现了大批注解经典的著作，如成无己《注解伤寒论》即为代表之作。伴随着新兴的“理学”逐渐成为儒学主要流派，其“格物致知”的思想深入人心。受理学思想影响，当时学术研究表现为研究细化，分类更多更细。受其思潮影响，医学也出现了分科研究。如钱乙的《小儿要证直诀》是儿科的代表著作。

明清时期，儒学占据绝对主流思想地位，但此时的儒学思想本身未产生重大发展，而是延续“理学”思想。此时学术研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综合性总结性著作，总结前人经验；另一部分仍是讲究深化、细化。本时期的医学著作也呈现出这个特点，大规模的医学总结性著作涌现，如《本草纲目》《本草纲目拾遗》等；细化的医学著作也开始涌现，如出身伤寒而又别于伤寒的温病辨证体系，以及滋阴派、火神派、补土派等学术流派。这一时期的儒学思想发展缓慢，裹足不前，甚至有倒退之趋势，其对中医的影响即表现为这一时期中医理论细化而创新较少。

清末民国时期，伴随着国门大开，政治极度混乱，儒家思想作为“落后”的象征被遗弃，这一时期的医家们也开始吸纳外来思想、文化、科技，儒学的影响虽然惯性存在，但也逐渐减小。甚至作为解释组方原则的“君臣佐使”亦遭受抨击。

儒学在中国学术思想史画卷上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极为深远。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中医的发展与儒学丝丝相关。儒学的思想、儒学的研究方法无一不影响着中医的发展。在新时期，中医应该结合新知识新思想，传承发扬创新，立足本来，面向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