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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府要人与中医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历史是由群众缔造的,但关键人物的一笔往往特别醒目。在中医的近代发展中,民国政府首脑要人们的态度堪可玩味。

孙中山“不服中药”识中医

众所周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早年学西医毕业,曾在澳门和广州行医,后来才放弃医务投身革命事业。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他对中医是什么态度呢?

“予平生有癖,不服中药。”这是孙中山曾对著名中医葛廉夫说的一句话。1925年元旦刚过不久,孙中山先生病情加剧,中外医生诊治之后,认为必须手术。但是此时孙中山先生年已六十,家属和部下都担心他体力不支,不能决定。1月24日,孙中山与葛廉夫见面,说了上面那句话。

但这句话,并不表明孙中山厌恶中医。他开门见山向葛廉夫表明自己“不服中药”后,接着又说自己“常喜聆中医妙论”,请葛廉夫“以中理测我病机”,又请葛廉夫拟一中药方。葛氏开了一剂复脉汤加减,并为孙中山解释了用药的机理。孙中山说:“我平生未服过中药,恐不能受。欲以君之药方,转示西医,使师君之法,改用西药,以为何如?”葛廉夫说:“鄙人不知西医、西药能代与否,不敢妄答。”最终,孙中山未服葛廉夫的中药。

1 月26 日上午,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进行手术。打开腹腔后,断定是肝癌晚期,无法施治。所以在将肝部的脓吸出以后,只好缝合起来。2月17日,刘瑞恒正式以英文通知家属,认为已无法治疗。在这种情况下,家属们主张试行中医治疗。但孙中山认为:“在医院受西医诊视,而阴服中药,以不诚待人,此绝不可以。如必须用中医,须迁出医院再议。”2月18日,孙中山办理出院手续,迁至铁狮子胡同行馆。有人推荐中医陆仲安,陆仲安诊视后,处以益气养阴柔肝方。孙中山服药后,身体状况大为好转,脚肿消尽。后来孙中山腹水严重,江苏中医王子贤又为其处方“五皮饮”加减,服后小便通畅,症状减轻,孙中山赞许说“中医有中医的特长”。然而由于病情无可挽回,孙中山在3月12日辞世。

从孙中山临终的经历和态度来看,他所说的“不服中药”,并非因其“不科学”而抵触,纯粹是一种个人习惯而已。因他曾是西医,平时有病自己即已解决,所以未用过中药。但显然他对中医药的理论很有兴趣并有一定的认识,而且最终也接受了服用中药。

汪精卫的摇摆两端

孙中山临终前,汪精卫一直侍奉在其身边。请中医为孙中山诊病,他也是同意的。当时,西医汤尔和在《晨报》上发表《关于孙中山病状的疑问》,质问说:“我敢放肆说一句,中医要讲医理那是完全站不住的……这种‘数典忘祖’的朋友,如何把生命交给他制裁?”

当时的汪精卫立刻回击汤尔和说:“凡是有科学思想的人,都是很虚心的,都知道现在的科学对于世界万物所知道的还很少,所不知道的还是很多。”拒绝尝试中医,无异是“顽固派”。

可是,如此为中医仗义执言的汪精卫,却在1933年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国医条例》时发言说:“国医言阴阳五行,不重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至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殊为渺茫。本人患病经验,深受国医国药之误,主张纯采用西医西药,根本废除国医国药,凡属中医,不准执业。全国中药店,限令歇业。”

汪精卫主持的行政院一直阻止《中医条例》的通过。不过,在1935年他母亲被名医施今墨治好之后,他对中医态度又一次大为改变。在抗战时投敌后主持伪政府期间,也未采取限制中医的措施。这些情况此前已作介绍。

汪精卫后来也找中医看病,还因此衍生出有关他死因的一种民间版本——传说有位爱国中医“刘一帖”,利用汪的信任,给他贴了用毒药制成的膏药,令其伤重不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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