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教育艰难转型

成员有上海的叶晋叔、浙江的王问樵、广东的刘筱云、北京的陈春园等，一行于1913年11月23日起程晋京，向教育部递交请愿信，要求“准予提倡中医中药，除前次西学校业已颁布通行外，请再厘定中学医药科目，另颁中学医药专门学校规程”。时任教育总长的汪大燮拒绝接纳请愿书，并声称：“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谓立案一节，难以照准。”代表们转而向国务院递交请愿信，1914年1月16日，国务院也复文，解释教育部所定课程专取西医，是由于“先其所急，致难兼采，初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对请愿书提出的有关事项，表示“除厘定中医学校课程一节暂从缓议外，其余各节，应准分别筹办”。

中医学校教育的优势

不同意厘定正式的中医学校课程，则中医纳入教育系统的请愿目的未能达成。但复文说请愿书“其余各节”可以筹办，是否意味包括建立中医学校呢？这种含糊其辞留下了一定的操作空间。1915年，上海丁泽周等人发起筹办上海中医专门学校，递交《呈大总统文》及《呈各部文》阐明理由。当时卫生属于内务部管理，内务部转教育部表态。教育部称丁甘仁此举“欲振余绪于将湮”，“殊足嘉许”，“惟中医学校名称不在学堂系统之内，本部医学专门学校规程内亦未定有中医课程”，所以只是将所拟章程留部备查，其他让内务部酌情处理。内务部抓住其中“嘉许”二字，当即批文说：“教育部既深嘉许，本部自当赞同，应准备案。”上海中医专门学校由此成为第一只螃蟹。

稍后，1918年包识生等在上海创办神州医药专门学校，此后又有多个地方的中医学校陆续开办。文前所提到的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实际从1913年就开始筹备了，至1924年也正式开学。只不过，这些学校的立案机构或为内务部，或为地方教育部门，民国教育部则始终未为中医学校立案。

学校教育与传统师承教育到底有何优势？广东名医江仑铨在送儿子江堃入读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之时说：“医岂易言哉！非好学深思，集思广益，未易望其有成……省港药材行创办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集聘名医，分科编授，以最纷繁之学术，成有系统之课程。此校一兴，吾道庶有豸也。汝其从之。”将纷繁之学术，整理成系统化的课程教育，这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在这个过程中，涉及到中医课程分化、新式教材编写、实践教学设置等一系列问题，各地中医学校对此均作了积极的探索。从近代中医学校的纷纷兴办，以及各地中医主动送子侄入学的举动，可见中医界对学校教育这种新形式的认同。

中医学校已成为培养近现代名中医的摇篮。可是民国教育系统一直拒纳中医，使中医学校的发展欠缺规范，办学也得不到保障。我们回顾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的校训，不难体会到，其所谓“医国”、“觉民”，正包含着通过学校教育的成效来警醒世人尤其是当局应当正确认识中医中药的深刻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