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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第一所公立中医学校:南京国医传习所

1932年,南京“医药界巨子”张简斋、隨翰英等暨“政界闻人”陈立夫、杜同甲等人,“鉴于国医学术,向系人自为学,以致学说纷歧,难收统一之效,当此学术竞争时代,不可不筹设医事教育团体,以谋国医学术上之补充”,共同发起成立南京国医传习所,推举张栋梁、程调之为常务董事,张简斋为董事长,负责筹备事宜,并以董事会名义呈请南京市政府及主管机关核准设立。

立学校、设学会、办杂志,一直都被近代中医学界视为振兴发展的“三大法宝”,其间诞生了至今被我们遗忘或忽视的第一所公立中医学校——南京国医传习所。

先期建成南京国医传习所

1932年,南京“医药界巨子”张简斋、隨翰英等暨“政界闻人”陈立夫、杜同甲等人,“鉴于国医学术,向系人自为学,以致学说纷歧,难收统一之效,当此学术竞争时代,不可不筹设医事教育团体,以谋国医学术上之补充”,共同发起成立南京国医传习所,推举张栋梁、程调之为常务董事,张简斋为董事长,负责筹备事宜,并以董事会名义呈请南京市政府及主管机关核准设立(《国医传习所之筹备》)。

为便于解决种种掣肘之琐事,加之中央国医馆早就有成立国医专门学校的规划与蓝图,遂有将南京国医传习所改由中央国医馆主办之动议。1933年9月26日,在中央饭店召开首次筹备会议。经过慎重研究,决定先在长生祠设立国医传习所,扩充现有国医传习所董事会组成人员,加推南京市市长石瑛为董事长,焦易堂为召集人,并与张简斋、杜同甲、杨伯雅、隨翰英一起,负责起草《国医传习所章程》及具体规划,提交下次会议讨论。

1933年10月1日,在中央国医馆会议厅举行第二次筹备会议。推举张简斋为所长,隨翰英为教务主任,傅选青为事物主任,并再次议决“先办国医传习所,俟《国医条例》通过后,明年即办学校,招收正班学生”(《中央国医专校与医院之筹备经过》)。

为加紧进行筹备工作,成立了以焦易堂为主任,杜同甲、傅选青、沈仲芳等为副主任的筹备委员会。自此以后,南京国医传习所的主办单位升格为中央国医馆,并因此而奠定了近代第一所公立中医学校的地位。

1934年5月底,在南京国医公会长生祠旧址开始校舍建设,将于6月竣工,“大约九十月,决可开校上课”(《南京国医传习所将开办》)。呈请南京市社会局核准备案后,决定先行开设“医学正科”与“补习班”各一班,“以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养成国医专门人才”为宗旨,“有初中毕业资格及相当学历者,可入正科修业,五年毕业;参加南京市国医检验考试,无论已否及格而有志补习者,均可报考补习班修业,二年毕业”(《南京市国医传习所:中央国医馆主办,推张简斋任所长》)。

学习课程分为两种:“必修科目”包括党义、国文、理化学、生物学、解剖生理学、卫生学、医学史、病理学、诊断学、药物学、处方学、内科学、小儿科学(附痘疹科)、妇人科学(附产科)、外科学、临症讲义(医案)、临症实习;“选修科目”包括喉科、眼科、正骨科(附金镞科)、法医科、按摩科、齿科、花柳科、针灸科(《首都国医传习所续招男女生,定于九月中旬开校上课》)。

经过先后两次招考新生,最终录取“正科四十名,补习班三十名”,于1934年9月19日开学,24日正式上课(《南京国医传习所开学上课》)。

1935年8月,南京国医传习所再次招收新生,“第一次招生,已于八月二日考过”,“月底将再续招”(《南京国医传习所续招新生》)。

1936年,第一届“补习班”临近毕业之际,国医传习所呈请中央国医馆派人监督毕业考试,中央国医馆特派秘书主任周柳亭作为代表“莅场监试”(《南京国医传习所补习科毕业呈请中馆派员监试》),“经各科教授评定甲乙,均尚及格,随填毕业证书三十张,呈奉社会局盖印发还”后,又加盖了中央国医馆印章(《令南京市国医传习所据呈报补习班毕业证书请加盖馆印应予照准文》)。

筹而未竞的中央国医专校

南京国医传习所建成以后,中医学界兴办中央国医专门学校的愿望与理想,终民国之世,一直都在不断努力争取实现。

1937年3月,卫生署中医委员会成立后,“以《中医专科学校教学规程》业经中央政治委员会议决:‘交教育部会同委员会妥为订定’,特商请卫生署指派隨翰英、张锡君前往教育部会商进行办法,并一面草拟国立中医专门学校预算,请卫生署商教育部于下年度开始时,在首都筹设国立中医专门学校”(《中医委员会建议创设国立中医专科学校》)。所拟订的预算草案,共计国币24.6万元,包括临时经费15万元(《国立中医专校积极计划进行:张委员拟就预算,刻已送教育部审核》)。无奈此时抗战的烽火已蔓延至南京,并被迫迁都,开办中央国医专门学校的计划遂搁置下来。

1939年4月22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表》,并令各省教育厅查明中医学校办理情形,但延宕数年,却迟迟未见有任何主办公立中医学校的举措。

在1942年10月召开的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上,孔庚提出了《限期成立国医专科学校,造就中医人才案》:“请行政院令饬教育部迅速延揽中医学者,集思广益,编辑教材,并限期一年内成立中医专科学校,普及各省市设立分校或训练班,以发扬民族固有医药。”大会议决如下:“以科学方法,研究我国原有医术及药材,为卫生行政机关及医药学校亟应切实注意之事,本案送请政府参考”(《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大会中医学校提案全文》)。

相关部门不但不予采纳,反而采取了一些倒行逆施的措施。1946年2月,国民政府教育部命令上海市教育局取缔上海中医学院及新中国医学院,公然否定已经颁布的《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表》。面对政府机关“前后言行之不符,实使人痛心疾首”的情势,“上海市中医药界积极自筹十亿元,以期建立国立中医专科学校”,并“会同首都中医药界向政府请愿”,“结果尚称圆满,不日将展开筹备工作”(《中医药界一致要求建立国立中医专科学校》)。但囿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实现。

抗战胜利后传习所复课

抗战胜利,国民政府还都后,停办已达10年之久的南京国医传习所,在张简斋所长的积极努力及南京医药界的募捐帮助之下,重新修葺被敌伪焚烧的长生祠并增加其他建筑设施,经过一年多的筹备,在向南京市教育局备案后,于1947年6月开始招录学生,报名者不仅男女均有,而且还有开业已数年的医师,但多数为抗战前在该所就读而未毕业者(《南京国医传习所复课》)。

当时,上海中医学院、中国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已被当局勒令关闭与停办,“在今日中医药教育摇摇欲坠之势,国医传习所能够复校上课,也是中医药界中一朵奇异光彩之花”。为此,医声通讯社南京分社社长兼特派记者张德培在开学前夕专访国医传习所,“报名上课者,大半为该所旧生”,“此次甄审者七十多人,及格者六十人。女生王问儒、王慧智、梁玄亭、沈慧君、蔡香帆五人,男生芮心斋等五十五人;系下午制,授课时间为每日下午三时至六时,教材大半均由该所自编,内设教导处、事务处,其讲义为内科、外科、妇科、幼科、生理解剖、病理、诊断、方剂学、药物学;期间六个月,期满之后,即行重招新生,依旧为四年制。”(《南京国医传习所复校一夕访问记》)

1947年7月1日,南京国医传习所正式上课。除集中1934年和1935年录取的学生分别组成“特别训练班”外,还开始了向社会公开征集图书并筹备出版杂志等工作(《京国医传习所征书出刊》)。

其后,因国内时局紧张,有关国医传习所的讯息未见报道。南京解放前夕,张简斋携家人前往香港,南京国医传习所也曲终人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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