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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疫派取法河间的杨栗山

杨栗山,名璿,字玉衡,又号栗山老人,清代乾隆年间溧水名医。长于温疫证治,著有《伤寒温疫条辨》.(又名《寒温条辨》)一书。

杨栗山,名璿,字玉衡,又号栗山老人,清代乾隆年间溧水名医。长于温疫证治,著有《伤寒温疫条辨》.(又名《寒温条辨》)一书,其间辨析伤寒温疫之、异同,阐发自已临证之经验,切于实用。

杨栗山治温疫,其论多宗吴又可、张石顽,其法则本刘河间。他认为仲景治温本有别论,惜巳散亡,王叔和在《伤寒例》中杂以己意,以温病为伏寒暴寒,立为四变,掺入《伤寒论》中,以致后世诸家均寒温不分,所谈温病,皆是伪学。刘河间、王安道认识到温病与伤寒为时不一、温清不同,但其所以然之故,未能说清。至读吴又可《温疫论》,谓伤寒得天地之常气,温病得天地之杂气,而心目为之一开;又读张石顽《伤寒缵论》谓伤寒自气分而传入血分,温病由血分而发出气分,这才大悟,认识到“杂气伏郁血分,为温病所以出之源,变证之总”(自序)“非寒毒藏至春夏变也”(卷一温病与伤寒根源论)。他认为吴又可泥于邪在募原半表半里及九传之说,是自相矛盾,故多不采。他这样解释温疫的病变过程:“天地之杂气由口鼻而入,直从中道,流布三焦,散漫不收,去而复合,受病千血分,故郁久而发,亦有因外感,故饥饱劳碌,或焦思气恼触动而发者。一发则邪气充斥奔迫,上行极而下,下行极而上,即脉闭体厥,从无阴证,皆毒火也(同上)三焦毒火深重,可见“怪证百出,如飚举蜂涌,势不可遏”(卷一·行邪伏邪辨)可见强调病因是杂气,而病机是毒火,就表里而言,则“温病皆里证”(卷一·证候辨)。

基于以上的认识,杨氏治温疫以清泻毒火为大法,轻则消之,重则泻之。他说:“乾隆乙亥、丙丁、丁丑、戊寅,吾邑连岁饥馑,杂气遍野,温病盛行。余推广河间用双解、三黄之意,固定升降散、神解散、清化汤、芳香饮、大小复甦饮、大小清凉散、加味凉膈散、加味六一顺气汤、增损大柴胡汤、增损普济消毒饮、解毒承气汤、并双解、三黄亦为增损,共合十五方。地龙汤亦要药也,出入损益,随手辄应,四年中,全活甚众”(卷一·两感辨)其中升降散一方为要,杨氏谓其是“总方”,轻重皆可酌用,方以僵蚕为君,蝉蜕为臣,姜黄为佐,大黄为使,米酒蜂蜜为之引导。杨氏认为僵蚕味辛苦气薄,轻浮而升,能胜风除湿,清热解郁,能辟一切拂郁之邪气;蝉衣能涤热解毒,两药升阳中之清阳;姜黄能人心脾两经,建功辟疫;大黄上下通行,亢盛之阳非此莫抑,两药降阴中之浊阴,取米酒通达周身,伐邪辟恶,蜂蜜解毒。全方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可消。他说此方“可与河间双解散并驾齐驱,名曰升降,实双解之别名也”(卷四·医方辨引)

还值得注意的是杨氏善用黄连解毒汤,十五方大多有黄连、黄芩黄柏、山枙诸品,取苦寒大剂直折毒火鸣张之势。此与吴又可之于大黄,余师愚之于石膏,亦各有专长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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