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的中药生产和研发

中央苏区即中央革命根据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政、军首脑机关所在地，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十分重要。为了治疗军民伤病，保障苏区军民健康，中央苏区通过整合中医药资源，采集中草药、自办中药厂、开展中药研发等，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对药品的需求，也为革命的顺利发展提供了保障。

中药产业在苏区得到新生

“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毛泽东的诗勾勒了中国百年的近代史，旧中国内忧外患。中央苏区更是贫困交加，还被敌人长期包围和分割在农村，人民生产生活十分困难，医疗服务很差。毛泽东的《寻乌调查》说江西赣州寻乌县人口约2700人，“本城就是百和堂、杨庆仁、新德生、田仁和、王普泰、黄裕兴、福春堂等七个药店……有些钱赚。药材生意是很有利的，用秤称了进来，用戥子戥了出去。分粗药、嫩料两类，粗药（水药）是治病的，一般人都要吃；嫩料是补品，只土豪才买得起。嫩料有价钱讲，粗药听药商话价。”据《寻乌县志》记载，清末时期寻乌县城和较大圩镇挂牌开业的中医诊所兼营药店有10余家，到民国时期还有所增加，其中较有名气的有咸孚堂、同仁堂、德兴堂等，《寻乌调查》的记录中却没有一家是“老字号”。这也说明“寻乌城是这样一个手工业商品和资本主义商品交战表演了剧烈的荣枯得失的地方。”中医药的生存空间很小，颓废败落，中药材成为奸商牟利的工具。

中央苏区开展土地革命后，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群众生活大大改善。苏区政府通过发行战争公债、经济建设公债促进经济发展，工商贸易也得以发展。中央苏区的中医药需求逐步加大。敌人封锁引起的药品不足和西医师资源缺乏又加剧了对中医药的依赖，客观上促进了中央苏区中药产业的发展。

采集中草药是重要工作

红军医院西药十分缺乏，仅有阿司匹林、止痛片、麻醉药、红汞、碘酒等少量药品，且供货时常得不到保证。中央苏区在《红色卫生》中倡导：“尽量用中药代替西药……在敌人封锁下，在药品困难的环境中，更应该采用中药，加以制造或者配制……应付我们目前的需要。”根据地发动群众成立采药队采集中草药。1932年8月28日的《红报》社论倡议：“组织采药队，到各地采办各种草药。”当天下午江西省吉安市永新县苏维埃就发布通令要求“各区、乡应该组织采药队……各区各组织一队与几队去采办本地所出产的各种药品，炮制后送交军区红色医院应用，并须将这些草药的形态、制造及使用方法做成说明书一同附上来。同样应将运用各种草药经验亦做成说明书送上来，以便转送省印发，作为各地草药医生及采药队的参考材料。”各个医院将采集的草药洗净、切片、晒干熬制成膏、丹制剂，如感冒丸、疟丸、伤风止咳散、止血散等，这些院内制剂大大缓解了燃眉之急。

医护人员用食盐或硝盐配水代替生理盐水。在没有食盐的条件下，又用黄连水、金银花药水冲洗伤口，用猪油膏代替凡士林作软膏，用烧酒代替酒精作酊剂，用硼砂水代替消毒液，用鸦片膏代替止痛和麻醉药，用自制的三黄散来消炎止血等。中草药在救治伤病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央苏区第一家制药厂

随着中央苏区的壮大发展和频繁的战事，就地采集的中草药已经不能满足需求，自办药厂生产药品成为必然。1931年秋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有了稳固的后方，也有了药工人员，具备了自办药厂、制造药品的可能。

1931年12月初中央苏区成立了卫生管理局，1932年9月改为总卫生部，下设药材局，“直属单位有卫生材料厂和后方医院”，药材生产管理的机构开始健全起来。后来的战时卫生勤务组织系统也有设立卫生材料分厂，保证兵站的药品和卫生材料供应。

1932年10月总卫生部在江西瑞金叶坪新院村创办了卫生材料厂，总军医处药材局局长唐义贞兼任厂长。最初主要是制中药，生产设备简陋，原材料缺乏。材料厂设在一个钟姓的“厅屋组合式”民居内，正厅右边的一排房子、前后的民房都是药材厂的车间。制药厂专门安排一名科长负责保管储存的人参、桂圆等药材。药厂从地方征招了一批药工技术人员，从俘虏中留用了懂得制药技术的医务人员，并筹集了必要的器材。药厂可以配制急救水等合剂，还可以制造丸、散、膏、丹，后来又可以生产酒精、脱脂棉和敷料等。

红军卫生材料厂扩建后，有了制药、敷料、酒精、水剂、器材五个车间，一是制药车间，利用当地的中草药制成八卦丹、黄连酊等剂型；二是敷料车间，制造纱布、脱脂棉和急救包；三是酒精车间，利用蒸馏法制造酒精；四是水剂车间，制造急救水、龙胆酊等；五是器材车间，制造手术刀、镊子等医疗用具，还生产打丸机、压气机、蒸气消毒机等医疗器械。红军卫生材料厂的创办大大地缓解了中央苏区的药材困难。

福建军区制药厂

除了瑞金中央红色医院、江西兴国茶岭中央红军总医院外，中央苏区还在各地设立了规模不一的医院，就近建立了一些制药厂。

1930年冬至1931年10月，闽西苏维埃政府和红十二军在福建上杭溪口陈屋村设立红军医院，罗化成任院长，附设有制药厂。1932年，福建军区在福建上杭南阳茶树下村创办制药厂，规模较大；在上杭白砂洋子里设制药厂，主要生产止痛片、麻黄素、鸦片酊等药品，并将产品打成小包后送往前线和各红军医院。

1933年2月，福建军区卫生部在福建长汀四都的鱼溪村长森公祠创办卫生材料厂，王叔恒任厂长。该厂附属于四都红军医院，设采药组、制药组。红军长征后，唐义贞来此任过厂长，并派制药技术员指导生产。尽管条件艰苦，唐义贞仍然组织生产了前线急需的消毒棉花、消毒纱布和一大批药品。1934年冬，敌人进逼四都，该厂停产，药厂职工和四都医院合并随军行动。唐义贞在两度被捕后，不幸英勇牺牲。

中央苏区生产的中成药

中央苏区的卫生材料厂生产出各种卫生材料和药品极大地支援了革命。1933年6月出版发行的《红色卫生》第二期上载文：“红色医院消耗最多之棉花、纱布、凡士林三种，我们卫生材料厂已能制造，该项材料，已不感觉困难。”1933年9月24日贺诚在《红色卫生》撰文：“材料厂出品的麻黄丸之解热，复方柴胡丸之治疟疾，五苓丸之解热利尿等数十种药，皆属屡经试验，效力丝毫不差。”各种文献中提及了不少中央苏区制药厂生产的中成药：如片剂，止痛片等；如丸剂，有麻黄丸、五苓丸、痢疾丸、八卦丹（类似于人丹）等；如散剂，有骨炭粉、大黄粉、吗啡散、麻黄素等；如水剂，有防中暑的济众水、清凉油、龙胆酊、鸦片酊、碘酒等。还有用奎宁（金鸡纳霜）制成奎宁丸、奎宁剂，是重要的抗疟药品。有的史料记载成规林丸、规宁剂，都是同一种药品。

苏区还办有樟脑油厂。闽赣地区盛产樟树，樟树脂提炼樟脑油，除能防虫驱蚊外，还具有愈合伤口、除臭等功能。苏区出产的樟脑油不仅供自用，还与苏区以外地区进行贸易，换取银圆或其他所需物资。

重视培养制药人才

中央苏区卫生部十分重视技术人才，“其他材料不能制造者甚多”，提出要“遴选技术人才，加强制造药品材料。”认为“我们卫生人员中长于制造药材者不至完全没有，我们应该注意遴选人才，推荐卫生材料厂，以便研究制造。各卫生机关对于斯项人才，决不要存小团体观念，不肯推荐，妨碍整个药材之制造。”卫生材料厂积累培养了一批制药人才，为红军制药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中央苏区还鼓励有技术有能力的人员积极研制开发新药品、新材料。1933年9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卫生研究会，倡导“大规模地做医药卫生上的研究”。陈义厚亲自撰文呼吁医技人员积极投身到苏维埃的医药研制中来。《红色中华》通报表扬杜志贤“发明一种用中药制造治疾病的小布丸，现在茶岭五后医院工作，又发明一种茶岭膏，并还在热心的研究，继续发明，来减轻红色休养员精神上的痛苦，增加医院的出院数量，他这种克服困难来粉碎敌人封锁的发明，对我们争取战争全部胜利，是有莫大的帮助，是值得我们颂扬的呵！”

医务人员发现了许多新的廉价替代药品，用来治危急重症，取得了不少成绩。1934年3月13日周恩来发表《五次战役中我们的胜利——论持久战》，高度肯定了中央苏区医技人员在自行研制生产药品器械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在战争供给方面也大大增加和改善了……如卫生方面，我们能够自己制造药品、器材，有些自制药品比西药的效力要好些。同时我们的药能及时地赶上部队的需要，如在今年我们每个红军战士都能够种上牛痘。”实践证明只有自力更生创办自己的制药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革命根据地军民药品供应不足的困境。

今日回顾中央苏区中药的生产研发历程，不仅是缅怀先烈的光辉业绩，更要从艰苦奋斗的历程中得到启发。中医药和中央苏区制药厂为军民的健康保障、伤病的救治发挥了重要作用，为革命胜利作出了贡献。和中央苏区时期相比，今日人民生活已经得到天翻地覆的改善，我们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中医药的作用，为保障人民健康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