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释道谈中医药文化

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儒学在文化精神和民族独立意志、华夏人格意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医学与儒学的文史哲诸多方面，有其天然的内在联系，历史证明了二者有诸多方面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

中医学的发展不是在自我封闭中完成的。没有外来文化（如佛学文化）的冲击，没有异质文化的融合，中医学也就不会如此完整。中国学术体系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历史不断赋予其新的内容。

中医药文化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千年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汲取历代中华文化的精华，形成了人文与生命科学相融合的系统知识体系，不仅升华了中华文化内涵，也形成了鲜明的中医药文化特色。

何谓文化？把文化概念理清是研究文化的前提。文化的概念非常广泛，给文化下一个准确或精确的定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现在学术界大致有三种看法：一种是对文化进行界定，廓清它的本质及范围，形成一种共识；另一种认为应当根据研究需要来界定，没有必要分析普遍认同的概念；还有一种认为文化概念太大，不可能对其界定清楚。

1952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伯的《文化：关于概念和定义的检讨》一书，列举了西方学术界从1871年到1951年80年间出现的各种“文化”定义有164余种。文化的概念涵义，确实比较混乱和复杂，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几乎没有什么不可以纳入文化研究范围。在中国语言系统中，是至少距今3000余年的西周《易·系辞下》所说：“物相杂，故曰文。”“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人文”与“化成天下”紧密联系，“以文教化”的思想已十分明确。所以，著名学者钱穆先生说：“什么叫文化？这两个字，本来很难下一个清楚的定义。普通我们说文化，是指人类的生活，人类各方面各种样的生活总括汇合起来，就叫它做文化。”

从哲学角度来看，文化是人的本质对象化的产物。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人具有自觉自主的意识，能够依靠劳动对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进行改造，因此，文化就是“人化”。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也在不断改造主观世界，以使主观世界更好地适应变化发展的客观实践的需要。

丰富的中医药文化内涵既体现在中华民族的活动方式之中，也体现在中华民族的精神生产、观念形态和思维方式之中。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伴随中国传统文化而生存、生长的中医药，几千年来，更是为人类的健康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医药文化与中华文化同根同脉，下面简要阐述一下儒释道与中医药文化的关系。

儒 学

中华文明文化史经历了夏、商、周的近1900年后，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儒学完整的思想体系。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划时代的变革期，周王室衰微，诸侯强大，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度的“周礼”遭到极大破坏，诸侯争霸，社会动荡，各阶级的利益代表和知识分子异常活跃，提出了各自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形成了诸子百家争鸣的局面。后来以此为基础，形成宏大的儒家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儒学在文化精神和民族独立意志、华夏人格意识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儒学所高扬的精神旗帜成就了中华文化体系，增进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儒学是一种学说，儒家是一个阶层，儒教是一种信仰，三者有同有不同。儒家思想从浅层来说，是维护统治阶级的等级区分，从深层来说，对中华民族文明文化发展作了极大补充和丰富。《汉书·艺文志》有这样一句话：“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微言”，就是深奥微细之语，就是儒学的深层奥义，是儒家思想最有价值的精华方面，也是儒学与中医学“契合动昭融”（杜甫语）之处，钟响磬鸣，中医学与儒学的文史哲诸多方面，有其天然的内在联系，而且历史证明了二者有诸多方面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而儒家思想主要也是从文史哲三个方面给了中医学重大的影响。

儒学、中医学都强调“天人合一”

“天”是中华文化哲学中最古老的范畴，在儒家来看，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人心中天赋地具有道德原则，这种“天人合一”乃是一种自然规律的外现。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热爱生命，热爱大自然，能够领会所有生命的语言，时时处处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与大自然的旋律交融相和，与大自然和谐共存，这就是“天人合一”。

儒学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医基本理论，以致历代名医，都认为“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内经》）。中医经典《灵枢·刺节真邪》说：“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岁露》云：“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经水篇》云：“此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也”。《素问·咳论篇》：“人与天地相参”。《素问·脉要精微论》：“与天地如一”。古代医学家们认为天是自然的规律，人应顺应自然的规律而行事。

儒学、中医学都同重“仁”“德”

“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结晶，也是医家医德的核心，总的观点是“爱人、行善、慎独。”《论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儒家称医学为“仁术”，仁者“爱人”。仁是德的表现，是对人的体贴、关心、怜悯和帮助。历代名医都把“仁”作为行医的前提和出发点，唐代的孙思邈首先提出了“仁爱救人”的医德基本原则：“凡大医治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德的观念，影响到了中医学非常之深。“为天地立心”，使生之为人，秉具博爱济众，廓然大公。历代名医，恻隐之心，不忍人之心，无数中医人秉持大医精诚的精神，医者仁心，救死扶伤，都是中医对“仁”“德”的崇尚。仁德自古以来就是中医的重要价值取向，修德与仁的思想使中医学至今还在绽放出耀人的光芒。

儒学、中医学皆以“致中和”作思维的基本取向

《中庸》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医学的最高境界就是致中和。中和是世界万物存在的理想状态，通过各种方法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就是致中和。天地就各得其所，万物便生长发育。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生理机制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

另外，儒家思想对中医学的巨大影响的另一重要表现就是医、儒结合的现象。儒医具有区别于其他医家的独特的道德理想、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为人风范。历史上儒医群体对中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医学的主要助推、发展者。

治国与医人，道理相通。医、儒结合，“不为良相，愿为良医”，本身凸现的就是一种担当精神，就是“内圣外王”“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三纲”，就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也就是儒家“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八目”的践行和说明。

释 学

释，就是佛学。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翻译用作释迦牟尼的简称，是佛陀的姓氏。我国自东晋以后，佛教出家人自称释子，对外人而言称释氏。佛学经、律、论三藏影响中医学，其来有渐，其源久远。早在隋唐，佛教认为的“四大”：地、火、水、风就影响到中医学。隋代传入的《维摩诘经》是对中国佛教影响最大的一部佛经，不论是作为中国佛教代表的禅宗，还是成为佛教当时主要经典《维摩诘经》的“心净则佛土净”及“亦入世亦出世”、“在入世中出世”的思想，以及病理、中药、技艺等方面，都对中医药影响至深。

佛学与中医学在病因、病理方面互相影响

在中医学病因病理方面，《佛说佛医经》中说：“人身中本有四病， 一者地， 二者水， 三者火， 四者风。风增气起， 火增热起， 水增寒起， 土增力盛。本从四病， 起四百四病。”中医学早期著作，南北朝时期的增补《肘后方》序云：“人用四大成身， 一大辄有一百一病”。并将《肘后方》改名为《补阙肘后百一方》， 从书名变化上， 也可以看到佛经的影响痕迹。唐代《千金方》、明代王焘《外台秘要》，以及以后的《金匮玉函经》《医门法律》等中医著作中， 都有关于佛教概念的引文和论述。

中医学将病因分为内伤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惊）与外感六淫（寒、暑、燥、热、湿、风）。七情被认为是生病的主因，因为七情是五脏之主，喜和恐太过激烈则伤心，怒则伤肝，忧则伤肺，思则伤脾，惊悲则伤肾。中医学从内外因来谈疾病产生的原因，与佛经阐述有颇多相似之处。

佛学与中医学在中药认识方面相通

佛经对中药认识和讲述也十分丰富。后汉安世高的《佛说奈女耆婆经》说：“天下所有， 无非是药”。唐代孙思邈在《千金翼方》中说：“有天竺大医耆婆曰：天下物类，皆是灵药。万物之中，无一物非药者，斯大医也。”中国医药学自唐以后， 历代皆修《本草》， 而《本草》药味数量累增， 到了明代，中药集大成者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说：“敝维敝盖，圣人不遗；木屑竹头，贤者注意， 无弃物也”，这种“万物皆药”的思想， 与两汉时期佛经所论，极其相似。

佛学、中医学医疗技艺密切联系

在医疗技艺方面，佛教经典中有关医疗方面的记载更是不胜枚举，如《佛医经》《医喻经》《疗病痔经》《治禅病秘要经》《齿经》《除一切疾病陀罗尼经》《咒时气病经》《金光明最胜王经》《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摩诃僧只律》等都曾谈及到。

浩瀚的佛教经典与中医药密切相连，在数千年历史中彼此交融、相互促进，印证和说明了中国历史上对外来文化的包容和吸收，在异质文化的碰撞、冲突和交流中，中华文化发生了极大的变迁。文化和思想的交流从来都是双向的，这就是中医学与佛学相互影响和交融的道理所在。

道 学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中有“医乃道之绪余”之论。道学从哲学上、炼丹术和养生学三个方面给中医学莫大的裨益。古代医家的“医道通仙道”“阳中之阳为高真”“阳中之阳，天仙赐号”“天地阴阳，五行之道，中舍于人。人得者，可以出阴阳之数，夺天地之机，悦五行之要，无终无始，神仙不死矣”的论述，已经表达出医道相通的哲学思想。历史表明，在中医学发展的历史实践中，道学（指道家及道教）学者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文化与中医药文化一直是同根生长的。从二者的发源母体来看，均来自上古原始的巫术文化，而后又都以道家经典《道德经》、中华文化的起源《易经》以及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基础构建自身的理论体系，二者之间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医者，道之流也”。

中医学，起于易，隐于道，显于医。道教的体系里，既有鬼神崇拜和制度仪式，也有哲学，即对宇宙、人生的基本看法，在论理，道戒、功过上，还吸收了儒家伦理学思想。道家奉行的炼丹，涉及药物学知识；道家力倡的行气、导引、养生又有很多医学保健和医疗气功成分；道家在研习医药，总结治疗疾病经验过程中对药物学、治疗学的贡献，居功甚伟，尤其是早期的葛洪，更是为人类健康作出了贡献。

中医学的发展不是在自我封闭中完成的。没有外来文化（如佛学文化）的冲击，没有异质文化的融合，中医学也就不会如此完整。中国学术体系之所以有顽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不断地吸收外来文化，历史不断赋予其新的内容。而世界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凡是有生命力的文化都不是“独语”的文化，唯有包容，才能促进，唯有融合，才能繁荣。

《黄帝内经》其学

《黄帝内经》9卷81篇。《黄帝内经》有三大特点：一是“医家之宗”，规划设计中医辨治体系；二是“从其用而知其体”，奠定中医思维方式；三是强调“天人一体”“形神一体”，整体把握人的生命规律。

《黄帝内经》中《素问》多论“医道”，《灵枢》多讲“医术”，二者相得益彰。书中阐述了对脏腑、经络、气血、疾病诊断、治疗、养生的认识，形成了后世老百姓认识到的理论与实践相互融合的中医学。《黄帝内经》对中医学的发展影响十分深远，由其积淀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与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至今依然有效地指导临床，保障着中华儿女的健康。也正是因此，《黄帝内经》又被尊为“医家之宗”，被誉为中医“临证之兵书”。《黄帝内经》中知识和理论的形成，受到古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多学科的渗透和影响。无论其固有的内涵和表述方式，还是其中研究方法与过程，都广泛涉及到古代哲学、数学、天文、农学、历法、地理、气象、物候、社会学等众多学科。

此外，《黄帝内经》中还有大量社会经济、生活方式、社会心理、地位变迁以及风土习俗等与疾病关系的记载。在地理方面，我国古代地理的九州说与五方说也都在《黄帝内经》中体现，《素问·异法方宜论》更是详细阐述了各地的地势气候、各地的水土与物产以及不同的地理环境人们的饮食起居习惯，并认为这些因素造就了不同地理环境下人的体质、生理特点的不同，进而形成各自不同的病因病机学说和不同的治法。可以说，《黄帝内经》完整地保留了中国古代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被称为“古代的百科全书”。时至今日，由《黄帝内经》奠定的中医学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黄帝内经》给中华文化提供的认识事物的方法，正是《黄帝内经》的学术特征，它用“从其用而知其体”的象思维方式，从功能现象的角度把握生命规律，便于人们更直接有效地认识各种事物；把生命现象放在其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中，强调“天人一体”“形神一体”的观念，从整体的角度把握生命规律，便于人们更加全面综合联系地分析各种事物间的关系；而且将时间流转与空间变化结合起来，从运动的角度把握生命规律，便于人们更加辩证地看待事物的发展变化。时至今日，由《黄帝内经》奠定的中医学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蕴含的独特的思维方法已成为东方科学思维最杰出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