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鲁迅对中医的态度转变

反中医人士抬出鲁迅攻击中医由来已久，常喜引其所言：“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那么，鲁迅究竟是如何对待中医的呢？不妨纵向探究一下他的所言所行。鲁迅对中医的态度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既猛烈抨击亦研究应用

在鲁迅著作中，最早出现的中医形象是1918年4月《狂人日记》里的何先生 ，被描写为吃人的“刽子手”：“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慢慢走来，他满眼凶光，怕我看出，只是低头向着地，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大哥说：‘今天请何先生来，给你诊一诊’……我说‘可以’！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 1920年6月的小说《明天》里也有一个中医的形象：“何小仙伸开两个指头按脉，指甲足有四寸多长。”他并不关心劳动妇女单四嫂子小儿子“宝儿”的病情，只是懒懒地“伸开两个指头按脉”，“说了半句话，便闭上眼睛”了。然后，轻易地将单四嫂子“每天节省下来的十三个小银元和一百八十铜钱”夺走了 。结果， “宝儿”的命并没保住！1922年12月鲁迅在《呐喊·自序》说了一段被反对中医者引用较多的话： “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

大致在1925年之前，鲁迅作品中出现的中医都是反面人物，都是被讽刺挖苦的对象。从时代背景来看，鲁迅是当时反对传统封建文化的先锋，从反封建的原则立场出发，对旧的传统文化思想体系势必给予批判和否定。1925年，他曾经在《忽然想到》里说过：“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

中医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当然也不例外地要被“打倒”。这与当时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系。在反封建文化，倡导科学、民主的潮流中，一些文化名人如胡适、陈独秀、梁启超、陈寅恪等都反对中医，梁启超甚至被西医割错肾脏亦无悔无怨。从个人生活经历来看，鲁迅的父亲曾因当地中医治疗无效而亡，“不但自己被弄得狼狈不堪，而且家庭也由小康而坠入困顿”。这些惨痛的记忆和沉重的负担，在幼年鲁迅的心里，曾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鲁迅在1925年写的《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也谈到自己先前对中医的不满：“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心存怨恨，在作品中对其鞭挞讽刺也就不奇怪了。

尽管鲁迅早期对中医进行抨击，但他并没有与中医绝缘，反之还有所应用与研究。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在相当长的时期中时不时地用中医方法疗病。如日记载：1912年11月10日“饮姜汁以治胃痛，竟小愈”；1912年11月23日“下午腹痛，造姜汁饮服之”；1916年1月22日“晚因肩痛而饮五加皮酒”。

从1912年起，在《鲁迅日记》中，多处可见这种活动的记录。这与鲁迅身体多病有关，许广平回忆：“以三十三岁的青壮年时代的鲁迅，就因‘五日不处于忧患中’，折磨得他‘胃痛’‘神经亢奋’‘头脑岑岑然’‘齿痛’‘头痛身热’‘咳嗽’，仅以1913年为例，这一年的1月、2月、3月、5月、8月、10月、11月、12月各月中都有害病的记载。”可见，鲁迅因身体多病，亦不断在中医里寻找办法，表明他并没有否定整个中医学。

鲁迅虽然有嘲讽中医的言论，但同时也在读一些中医古籍，做过一些研究。如《鲁迅日记》载：1914年9月12日“买《备急灸方附针灸择日》共二册”，此书是急症灸治之专著，具临床实用性；1915年2月21日“至书肆买《毛诗稽古编》一部八册，景宋王叔和《脉经》一部四本”，《脉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1923年2月2日“午后往留黎厂买景元本《本草衍义》一部二册，二元八角”，此书是学术价值很高的本草学著作；1923年2月26日“下午其中堂书店寄到《巢氏诸病源候论》一部十册”，该书是中国最早论述病因和证候的专著；1923年4月27日“上午往高师校讲。往直隶书局买《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部二本，一元四角”，此书是针灸学的宝贵资料；1927年8月2日“买《六醴斋医书》一部二十二本”，此套医学丛书包括《褚氏遗书》《肘后备急方》《元和纪用经》《苏沈良方》《十药神书》《加减灵秘十八方》《韩氏医通》《痘疹传心录》《折肱漫录》和《慎柔五书》等。鲁迅不仅多次去书局购买中医书，而且还自己修补中医书籍。如1927年8月12日的日记中写到“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同年8月17日“下午修补《六醴斋医书》讫”。鲁迅还将中医古籍与其弟分享，如1915年7月29日记：“上午寄二弟信并本月家用百元(五十二)，又《脉经》四本。”

由上可见，鲁迅对中医的病因学、脉学、针灸学、方药学都有涉猎，购买这些中医古籍恐怕不是为了批判而下此功夫的。

观念渐变，评价客观

1930年以后，几乎未再见鲁迅对中医的批评，更多的是以平实的态度对待中医：在生活中利用中医药为家人治病，将有效的方法向亲友推荐，对中医给予客观的评价。

1930年8月30日～9月6日的日记里，有4次鲁迅写到为儿子周海婴往仁济堂买药。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谈到鲁迅为其治病的往事。鲁迅用带有“薄荷味”的“安福消炎膏”及芥末糊热敷背部治疗儿子的哮喘病，芥末糊更是他的一张“王牌”，往往“经过这一番热敷，感到呼吸大为通畅”，其效颇佳。

许广平在《追忆萧红》一文中记载，1932年，她背着鲁迅用乌鸡白凤丸治好自己患了几个月的带下病，使“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的经验药品也打破成见，而且拿我这回的经验告诉一些朋友，他们的太太如法炮制，身体也好起来了。像讲故事似的把前后经过告诉了萧红先生”。许广平在《略谈鲁迅对祖国文化遗产的一、二事》中还回忆：鲁迅与周建人兄弟俩在茶余饭后，总有谈话，常涉及《本草纲目》或中医以生草药治急病见效等。“鲁迅非常称赞《验方新编》上的一些药方，曾经亲自介绍一位朋友用它治疗孩子的疝病。他自己曾经生过‘抱腰龙’的病，在乡间也用一种简单的药物治疗好了。”“有时还把中医中药治病有效的点滴经验，向医学刊物写出介绍。他常常向周围的人称谈过一种叫‘草头郎中’的医生，以为他们用几样简单的生草药治病，往往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这些医药，因为没有得到重视，所以不能更大地发挥作用，或者因为年久失传因而湮没无闻，对这一点他曾深表惋惜，以为没有人来对它加以整理研究，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鲁迅在写作时也常运用中医之理来阐释问题。如1930年发表的《好政府主义》：“因为自三民主义以至无政府主义，无论它性质的寒温如何，所开的究竟还是药名，如石膏，肉桂之类——至于服后的利弊，那是另一个问题。”鲁迅对中医学的兴趣和研究也一直没有断过，1933年4月25日还买了日本出版的《支那中世医学史》。

随着年龄与阅历增加，鲁迅对中医药的认识逐渐变得较为冷静和全面，对中医药也有较为客观的评价。1930年鲁迅翻译了《药用植物》，《药用植物》系《中学生自然研究丛书》的一种，读者是以青少年为主的中学生。此书的翻译可以说是鲁迅晚年给予青少年的珍贵馈赠，与其对中医的观念的转变直接相关。他在发表于1933年的《经验》中说：“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宝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偶然翻翻《本草纲目》，不禁想起了这一点。这一部书，是很普通的书，但里面却含有丰富的宝藏……大部分的药品的功用，却由历久的经验，这才能够知道到这程度……人们大抵已经知道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建筑，烹饪，渔猎，耕种，无不如此；医药也如此。”1933年他在《伪自由书·推背图》里说道：“本草家提起笔来，写道：砒霜，大毒。宇不过四个，但他却确切知道了这东西曾经毒死过若干生命的了。”

由上可见，鲁迅早期确曾抨击过中医，但主要是批评中医的某些缺点、某些不良的医者和行医之风，不是否定整个中医。正如周海婴所说，鲁迅对于其父亲的病，对于中医药的看法，仅仅是他个人所接触的范围，并不是对全国的中医状况进行判断，他在文章中提到给父亲治病的中医用的药是“败鼓皮丸”，开的药引有“原配的蟋蟀一对”等，治不好了就推给别人，或者推给鬼魂“冤愆”，鲁迅对此十分反感。他所反感、反对的是他所经历的庸医。引用鲁迅的话反对中医，这是断章取义。并说：“我们家里从来没有拒绝过中医中药，对中医一直都很相信。”值得一提的是，鲁迅文章中一些批评中医的言论很是辛辣，这与他的写作风格有关，许广平曾说“鲁迅为了说明问题，有时在自己的文章中往往对事情的某一方面特别强调得厉害。”

随着思想认识的不断提高和进步，鲁迅对中医的认识和评价越来越实事求是。正如许广平在回答一位读者所问“为什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对待中医中药的态度和《南腔北调集·经验》一文中的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时所说：“我认为这一点也是由于鲁迅思想发展的特点所决定的。《呐喊·自序》写于1922年，这是鲁迅思想的前期阶段，那时鲁迅还只是一个民主革命者，而《经验》一文，写于1933年，这是鲁迅思想的后期阶段，到那时候，鲁迅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看问题已经会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武器了。所以得出来的结论也就比以前更深刻，更全面了。”

通过纵向梳理相关资料，可以看出，1925年之前，鲁迅之所以批评中医，一者因其父生病求治中医未效，且耗费大量家财，致家道衰落而产生了“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二者在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下，中医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势必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批判对象。

不过，有学者指出，虽然“鲁迅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但他并不是全盘反传统主义者，并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鲁迅反对的是传统文化的负面性”。鲁迅即使在批评中医的年代里，仍在读中医之书，用中医之法，感受中医之效。可见，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