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药业有兴衰

龙虎牌人丹

人丹仁丹相争持

在民国时期，有一种成药一向以对抗日货的面貌出现。那就是上海中法大药房的龙虎牌人丹。

在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占领了我国台湾。一个叫森下博的日本军人，从台湾当地居民的用药习惯中，总结了一条处方，后来生产了一种成药“仁丹”，成分主要有桂皮、茴香、生姜、丁香、益智、缩砂、木香、薄荷脑、龙脑、甘草等。由于营销极有创意，仁丹在商业上大为成功，并且打入中国市场，居于垄断地位。

1910年，中医出身的上海商人黄楚九按照“诸葛行军散”的成方，拟了一张类似处方，主要成份为薄荷脑、儿茶、麝香、冰片、丁香、砂仁等，取名“人丹”，设立龙虎公司（后改中华制药公司）制造和销售。但一直销路不广。后来，黄楚九采取了多种经销手段，不但在各种报刊上大做龙虎人丹广告，还在车站、码头和铁路沿线，凡是有仁丹广告的地方，都竖上一块“龙虎人丹”的广告牌。由于龙虎公司商标图是一头猛虎，而仁丹商标是一个翘胡子的日本军人形象，当时人们形象地称这时的广告战为“虎吃人头”。在宣传策略上也强调爱国，提出“中国国民请服用中国人丹，家居旅行毋忘中国人丹”的口号。由此销售大有起色，于是引来日本新亚公司起诉，称其冒牌。

日本公司起诉中国仿制厂家曾有成功案例，如1917年一家生产“中国芢丹”的中国公司被北洋政府判决侵权，被告人批评“行政衙门公函为惧起交涉也”“自侮商民权利”“殊非保护国货之道”（《华洋诉讼判决录》）。因此黄楚九不得不认真应战，他专门聘请了律师应诉还在报刊上接连刊登《人丹之发源》《人丹之制造》等文章，强调龙虎人丹的爱国形象。由于“五四”运动爆发，此后“使用国货，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在全国不断兴起，形势对龙虎公司有利，官司经过多年的拖延，1923年法院最终判“龙虎”牌人丹胜诉。这种官司，更好地树立了人丹与日货对抗的形象，在国内爱国运动高涨的情况下，人丹销售节节上升，最高时年销售量达到1260箱以上。

但是抗战爆发后，公司遭到重大影响。当时公司分两部，一部西迁重庆，但机器损失，原料困难，导致人丹中取消了儿茶主药，疗效下降，产量大跌，1945年全年人丹仅生产了8箱。留在上海的中法药房的人丹生产同样受到影响，加上日本仁丹在沦陷区更获得了运输特权，人丹产销困难，基本上对仁丹已构不成威胁。

药市药业渐凋弊

日本侵华，使许多地区的药材生产受到影响。以东北地区例，九·一八之后，日本实行归屯政策，限制住户出入，使以采参为主的参农无法经营，大批参园荒芜。吉林集安县在1934年还有人参面积15000帘，年产水参13380公的，至1936年大幅下跌近半。1939年日伪设立“参业组合”，向参农强收卖货总额10%的组合费和5%的参税（《集安县志》），严重影响人参栽培业发展。东北地区对其他药材也实施管制。七·七事变由于交通不便，加以出入关的限制，内地药材奇缺，价格一路上涨，有的竟涨了10~20倍。1925年伪满政府实施七二五停价令，禁止物品涨价。1942年伪民生部又成立汉药统制组合，从中央到省市逐级组合。由满洲汉药贸易株式会社负责从关内采购药材，然后按其进货数量加上各项费用和一定利润再分配给各基层组合，再按投资多少分配比例分配给各药商（崔镇国《日伪统治下的中药行业》），实际上远远无法满足医药需求。

河南安国祁州药市是国内最有名的药材市场，有“药都”之称，并有“草到祁州方成药，药过祁州始生香”的说法。各地药材商人云集，有十三帮、五大会之说。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安国受到很大影响。1938年底日军占领安国。外地商帮、药行驻户大部分搬走，本地药行商户多数迁往外地，大部分迁到天津，未迁走的商户也不断倒闭。据安国县档案馆资料记载，日寇侵占安国后，商户由2668户降到75户，从业人员从18000多人骤减到230多人，其中药行由2000多户减到30户，从业人员仅剩100多人，经纪人员只剩下70多人（《祁州中药志》）。著名的药王庙会已有名无实，过去的繁荣景象不复再现。

1940年，日伪华北政务当局在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下，提出“复兴中国药业”，在11月14日至12月15日举办秋季药材庙会。伪政府组织成立了“复兴药业委员会”，出台几项措施，一是“实行优惠”，参加庙会的药商一切费用减收，各地运往安国的药材在庙会期内豁免牙税，减低正税；二是“方便汇兑”，伪河北省银行恢复安国支行，可直接向伪“满州国”等地通汇。三是拨款万元“整修药王庙”，由伪省署。当时组织了近300家药商来安国，日本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伪河北省主席吴赞周陪同下亲自到药王庙祭拜，以示重视。以后庙会每年举行一次。但总体上成效不佳。1944年统计仅有中药业商户27户，以抓方配药维持生计（《安国县志》）。

药号经营各有方

抗战时期，交通阻断，材料短缺，给传统中药商业带来很大影响。很多老字号无法迁走，只能在沧陷区小心经营。著名的北京同仁堂，一度曾被日军部队觊觎，意图染指同仁堂，老板乐达义只得去找汉奸王荫泰，花去许多应酬费，才避了一场灾难。但由于号称“同仁堂不到不开盘”的祁州药市凋弊，很多重要原材料受到影响，生意也相当艰难。抗战前同仁堂在美国花旗银行存有40箱贵重药材，包括其中有野山参、鹿茸、牛黄、犀角、羚羊角、珍珠等，价值极高。因花旗银行被日军封闭，同仁堂不得不花40万元将这批赎回。

然而，战争之中对药材的需要大增，也是一个重要的商机，药厂如善于利用，也有机会取得较大发展。像杭州胡庆余堂在日伪统治期间，仍充分体现商业头脑。由于战时交通运输困难，胡庆余重要的业务制造阿胶受到影响，但在集散地河南周家口却有大量驴皮无法运出。胡庆余堂用钱买通敌伪，派人去到周家口大量收购，就地设厂制胶，大大降低成本。3年多生产阿胶6万余斤，获利达100万以上。

上海蔡同德堂也有跟胡庆余类似的做法，在周家口设厂制胶，保证了膏方重要原料阿胶的来源和品质，并在汇集了大量有钱人避难的孤岛上海，配制添精益血、开胃健脾的“洞天长春膏”，用于冬令进补，开展了电话订购、上门送货等业务，生意十分兴隆，补膏往往脱销，需要推出隔年预订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