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中医的参政之途

府参考”。而到了讨论中医代表们提出的“发扬我国固有医药以保民族健康并塞漏卮而固国本案”时，“争执又起，赖少魂、柳赠春、陈存仁、胡定安等激烈发言，会场秩序大乱”，直到下午，通过“送请政府办理”。但这些决议案并无约束力，中医的提案后来交由行政院审议时，基本上全部被否决了。

实际上，南京政府两次“国民大会”都没有什么实质成果，许多议案到了具体政府部门手里就没有下文了。但中医在“国民大会”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仍然有其积极意义。

多渠道争取中医的权利

除了参与“国民大会”，中医药界还通过各种形式和各种渠道表达诉求。

1946年湖南省中医药界组织发起赴南京请愿要求中西医平等待遇，“留京代表奔走诸党国要人之门，恳切陈词，广求多助，犯寒立雪，运广长各，为秦庭之哭”，“经五阅月之奋斗，卒蒙当局采纳意见，结果收效良好”，获得蒋介石的“分别交办，妥慎处理”8字批示。

1947年5月，全国中医师联合公会的郑曼青等人因政府一直未能给予中医平等待遇，再次组织请愿团，冲进南京政府绝食请愿，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

教育部在抗战期间虽出台有中医学校的规则，但1947年却有多家办学经年的中医学校被取缔，包括上海中医学院、新中国医学院、广东光汉中医学校等。在上海，丁济万等发表护校宣言，并组织请愿团向教育部请愿，结果仍无法避免学校被取缔的命运。在广东，广东省中医师联合会主席赖少魂向广东省参议会提案，要求政府普遍设立中医学校，并撤销取缔光汉中医学校的命令。议案在省参议会获得通过，上呈教育部。但教育部回复称：“国内公私立之医药院校已达四十余所，无再普设中医学校之必要。”但其所谓“四十多所”其实都是西医院校。到解放前夕，全国仅存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广西省立南宁高级中医职业学校等不多的几所中医学校。

1948年上海市参议会以75票通过议案，成立市立中医医院。广东赖少魂的“请市政府筹设中医医院以保市民健康案”也得到该省参议会通过。然而这些决议案一旦交到行政部门，就变成泥牛入海了。

种种情况表明，抗战后的国民政府行政系统对中医的态度仍是歧视有加，导致中西医界的对立有增无已。这种情况一直到国民政府覆亡都未有实质性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