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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卫生行政的起步:梁启超医疗事件与中医境遇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近代以降,西风东渐,中医面临生死存亡之变局。中医之路,“返古”还是“维新”?“百年中医沉浮录”透过百年烟云,直指当下。

民国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局动荡不宁,南北战事难靖。在内忧外患之中,思想文化界的“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深入人心。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中医被认为属于旧学的阵线,日本留学西医归来的余云岫借势开辟了“新医”与“旧医”的战场,对中医进行各种抨击。在1929年著名的“废止旧医案”发生之前,中国思想界对中医的认识,集中地在国学大师梁启超的一次医疗事件中体现出来。

梁启超被西医误割右肾

1926年3月,梁启超小便出血,住进了协和医院。当时医生检查确诊为肾肿瘤,建议切除“坏肾”。梁启超决定接受肾切除手术方案。手术由协和医院著名的外科专家刘瑞恒主刀,副手也是美国有名的外科医生。手术相当成功,可是术后梁启超的尿血症状不但没有消除,反而加重了。而协和医院也发觉,割下来的右肾并无问题。

今天来看,这是一起诊断不准确导致的错误手术。不久事情便为社会所知,于是议论四起。著名文人陈西滢发表文章说:

文章在《现代评论》刊出后,另一文人徐志摩也在5月29日的《晨报副刊》载文《我们病了怎么办》说:“假如有理可说的话,我们为协和计,为替梁先生割腰子的大夫计,为社会上一般人对协和乃至西医的态度计,正巧梁先生的医案已经几于尽人皆知,我们即不敢要求,也想望协和当事人能给我们一个相当的解说。让我们外行借此长长见识也是好的!要不然我们此后岂不个个人都得踌躇着:我们病了怎么办?”

两人的言论,令事件全程公诸社会,协和医院一时压力极大。这时,梁启超却发表了一份声明,题目是《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其英文件至今保存在病案中,中文则发表在1926年6月2日的《晨报副刊》上。文中说:

“据那时的看法,罪在右肾,断无可疑。当时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专家,很难知道。但是右肾有毛病,大概无可疑,说是医生孟浪,我觉得冤枉……”

“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它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启超的真实心迹与后续治疗

作为旁观者,人们不妨恭维梁启超的大度。然而,作为一个病者,梁启超的真正心迹如何?又是怎样治疗失误手术后的病情的呢?

梁启超选择协和进行手术,本来是自己选择“科学”的决定。因此事后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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