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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黄救人有功

大黄救人有功,关键是强调辨证论治,当用时要敢用,不当用时别孟浪。

清末扬州名医袁桂生治陈某,年约三旬。七月患伏暑病,延某医诊治,服药四五日不效,壮热头疼,胸闷,咽喉作燥,口渴,舌绛苔薄焦燥无津,大便七八日不通,溲赤,脉数。盖暑热蕴伏肠胃热结之病,法当先通大便,以解肠胃之焚,乃以生大黄二钱,元明粉三钱,枳壳黄芩麦冬天花粉各二钱,甘草五分。此药服后,得大便两次,热全退。袁氏指出:“大凡应用硝黄之病,决非他药所能代,若畏而不用,必致缠延误事,但须辨认真切,用之有方,不可颟顸孟浪耳。”(《丛桂草堂医案》)

将军是中药大黄的别称,是说大黄药力峻烈,如同将军一样性情暴烈。俗话说,大黄救人无功,人参杀人无过。意思是大黄虽然能救人,因其药峻而无功,人参补益,虽然杀人也无过错。其实这是偏见,火神派宗师郑钦安称,“病之当服,附子、大黄、砒霜,皆是至宝。病之不当服,参、芪、鹿茸枸杞,都是砒霜”。关键是辨证论治。陈修园说:“以毒药攻邪,是回生妙手,后人立补等法,是模棱巧术。”吴佩衡说:“病之当服,乌、附、硝、黄,皆能起死回生;病不当服,参、芪、归、地,亦可随便误人。”

《经历杂论》载:“善用将军药(大黄),为医家第一能事。”一言九鼎,强调善用大黄对于医家的重要性。实际上,擅用大黄的名医很多,郑钦安曾说:“附子、大黄,诚阴阳二症之大柱脚也”。据南京中医药大学黄煌教授对全国500名名医的问卷调查,关于最擅长运用药物一项,大黄竟排名第二,而人参排名第十二。历览各家医案,以大黄治病救人的案例可以说比比皆是,大黄救人是有功劳的,万不可因其峻烈而不敢投用,此“为医家第一能事”。下面选择几例以飨读者。

二两大黄通顽秘

明代张景岳曾治一壮年人,素好火酒,夏日醉后露卧,因致热结三焦,二便俱秘。景岳先投以大承气汤,“用大黄五七钱,如石投水”,丝毫未见功效。又以神佑丸及导肠法,“俱不能通”,“危剧益甚”。遂仍以大承气汤加大黄二两,芒硝三钱,牙皂三钱煎服。黄昏进药,四鼓始通,大便下而后小便渐利。景岳议曰:“此所谓盘根错节,有非斧斤不可者,即此之类,若优柔寡断,鲜不害矣。”

将军竟救白云夫

大黄救了白云夫——袁枚一命,此中有一段掌故。话说袁枚患了痢疾,很多医生都认为他高年体弱,而又耽于词章,案牍劳苦,故此屡用人参、黄芪类补药,却不见效,反而加重,势见垂危。后有老友张止原诊过,开方只取大黄一味令其服用,因其药峻,众医皆不以为然。袁枚省悟前治之误,毅然服下大黄,竟然药到病除。此后袁枚向张讨教,何以大黄竟能治愈此病?

张止原解释说:“君体虽虚,但平日少于劳作,肠胃间有痰食积滞,加之湿热外侵,而成下痢。若积滞不去而妄言补,只能固邪而病必不除也。今用大黄,取其将军之性斩关夺隘,祛其积滞,通利肠道,病自愈矣。”袁枚听了心悦诚服,当场赋诗以致谢意,诗云:药可通神信不诬,将军竟救白云夫。医无成见心才活,病到垂危胆亦粗。

釜底抽薪而泻热

新四军名将罗炳辉将军一生富于传奇色彩,电影《从奴隶到将军》中的主人公罗霄将军就是以他为原型塑造的。1942年夏,罗将军患了温热病,高烧不退,时时说胡话。当时西药奇缺,致使病势危笃。后来慕名求治于安徽名医戴星甫。戴星甫(1896~1948),幼承庭训,刻苦学医,夜日苦读不辍,视力受损而成高度近视,人暗称“戴三瞎子”(兄弟中行三)。戴氏识证准确,投药果敢。一诊即诊断罗将军是“阳明腑实证”,直接投以大承气汤釜底抽薪而泻热,生大黄用至二两,一般人用到10克就可以了。不料药店惧怕药量太重,吃出人命来,私自改配熟大黄且减少用量。罗将军服后未效,戴氏甚感奇怪,亲自检视药材,发现大黄剂量不够,而且是熟大黄,药力不足,立命另取生大黄二两重煎再服,果然一剂便通而热退,转危为安。此非胆识过人者不能为也。

伤食恶食非大黄不可

淮安大商杨秀伦,年七十四。外感停食,医者以年高素丰,非补不纳,遂致闻饭气则呕,见人饮食则叱曰:“此等臭物,亏汝等如何吃下?”不食不寝者匝月,惟以参汤续命而已,慕名远道来请徐灵胎诊治。

徐诊之曰:“此病可治,但我所立方必不服,不服则必死。若循君等意以立方亦死,不如竟不立也。”群问:“当用何药?”曰:“非生大黄不可。”众果大骇,有一人曰:“姑俟先生定方,再商其意。盖谓千里而至,不可不周全情面,俟药成而私弃之可也。”徐查觉其意,煎成亲至病人前令其强服,旁人皆惶恐无措,无奈只服其半。是夜即气平得寝,并不泻。次日全服一剂,下宿垢少许,身益和。第三日清晨,徐卧书室中未起,忽闻窗外传曰:老太爷在堂中扫地。徐披衣起询,告曰:“老太爷久卧思起,欲亲来谢先生。出堂中因果壳盈积,乃自用帚掠开,以便步履。”旋入卧所久谈。早膳至,病者自向碗内撮数粒嚼之,且曰:“何以不臭?”从此饮食渐进,精神如旧。

群以为奇,徐曰:“伤食恶食,人所共知,去宿食则食自进,老少同法。今之医者,以老人停食不可消,止宜补中气以待其自消,此等乱道,世反奉为金针,误人不知其几也。”

姚御医论治两皇帝

大同十一年(公元545年),梁武帝因病发热,寝食不安。朝中群医竞相献方,武帝听从某御医诊断,欲服大黄泻热。御医姚僧垣诊脉后,力主不可:“至尊年已八十,脏腑皆虚。虽有积热不可轻用峻快之药,恐怕伤及正气。”武帝自恃知医,不以为然。姚又说:“依臣之见,至尊之疾只宜缓图,万万不可轻投峻下之剂。”武帝不悦,诏令退下。当天夜里,姚僧垣被急招入宫救驾。原来,武帝服用大黄后,热势不退,反致昏瞀,心悸气短,卧床不起。姚以温和之法,平补之药,收敛苦寒所伤之阳气,恢复脾胃正气。连进数剂,梁武帝方才恢复健康,不得不钦佩姚的医术。

梁元帝即位后,授给姚僧垣咨议参军之职。一次,元帝腹中痞满,胀痛不舒,不思饮食,召诸医讨论治法。群医皆以武帝服大黄而致病重为戒,力主不可轻言泻下,宜平缓之药渐渐宣通。姚力排众医之说:“脉象洪大而实,应指有力,加之膳食不进,胃脘痞满,此是腹中宿食不化所致。非用大黄荡涤攻下、推陈致新不可。”梁元帝听从姚僧垣的话,服药后果然大下宿食,痞满腹胀顿时消失。

大黄救人有功,关键是强调辨证论治,当用时要敢用,不当用时别孟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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