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关于发展中医药的思想和实践
到1960年，全国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已有37个，学员2300余人，西医在职学习中医者则达3.6万人。（朱潮、张慰丰：《新中国医学教育史》，北京医科大学、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联合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中西医互相学习工作的持续开展，不仅造就了一大批中西医结合的骨干人才，也从根本上扭转了近百年来西医对中医的偏见，极大地提高了中医的社会地位，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医药事业的繁荣与发展。
其二，指导中医药专业人才的培养。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经济社会变迁等原因，中医药从业人员一度出现了后继乏人的局面。刘少奇非常重视中医药后备人才的培养。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就曾指示“各级医学院校都要增设中医课程”（《健康报》1980年5月18日）。
1956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中医学院培养中医人才，当年8、9月间，成都、上海、北京、广州四所中医学院相继成立，随后又有一些省份陆续创办了中医学院。针对各地中医学院初创时期的实际困难，1957年2月刘少奇指示卫生部“要赶快整顿中医学院，首先要解决教材问题”。（朱潮、张慰丰：《新中国医学教育史》，第355页）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各中医学院认真开展了内部整顿工作，初步制定了规范的教学体制和教学计划，陆续编写出版了《中国医学史讲义》《中医诊断学讲义》《中药学讲义》等试用教材。
此后，刘少奇又多次指示卫生部要总结经验，办好中医学院、中医医院、中医药研究机构以及高等医学院校中的中医研究室。
几千年来，中医学的理论知识和医案经验主要是通过中医药师授徒的方式代代传承的。刘少奇也多次指出要尊重和提倡中医授徒这一特殊的人才培养方式。
根据他的指示，1956年初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决定，允许中医药师采取传统的带徒方式培养人才，特别鼓励中医药师多带自己的子女为徒。1956年4月，卫生部颁布了《1956至1962年全国中医带徒弟的规划》，计划在7年内以带徒弟的方式培养新中医48万。
1957～1958年，刘少奇在对卫生部的有关指示中两次肯定了中医授徒人才培养方式。他指出：“凡是有本事的中医，都要让他们带徒弟。你们要搞一个中医带徒弟的办法，师徒关系、师傅收益、什么人可以带徒弟、带徒弟要具备哪些条件等等，都要详细规定”（《缅怀刘少奇》，第294页）；“在医学院开办‘中医班’，实验的结果证明是不好的，以后就不要再办了。以后除由中医带徒弟外，可由中医学校训练中医。”（《刘少奇年谱》下卷，第435页）中医带徒工作开展起来之后发展非常迅速。
据统计，到1958年底全国已有5.2万余名中医学徒随师学习。（李德全：《十年来的卫生工作》，《中级医刊》1959年第11号）到1960年，全国中医学徒已达8万多人，前两年出师的已有1.45万余人。（朱潮、张慰丰：《新中国医学教育史》，第44页）
为了抢救老年中医的学术经验和治疗心得，1958年2月卫生部指示各级卫生行政部门立即着手为各自地区的名老中医安排青壮年中西医作徒弟。当年底，各地还广泛开展了针对名老中医的“访贤运动和采风运动”。（李德全：《十年来的卫生工作》，《中级医刊》1959年第11号）其三，提倡加强中药的科学研发与中药学教育。
中药是中医师治疗疾病的主要药物，中药学亦是中医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刘少奇非常重视中药的科学研发与传统中药学知识的发掘整理。1957～1958年，刘少奇两次指示卫生部：“你们要请中药铺里的老店员当你们的顾问，中药问题要系统地再研究一下”（潘瑞贞编《现代中医大事年表（1919-1989）》，《山东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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