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嗣伯

孔嗣伯主任是我国著名中医学家，北京国医名师，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二、三、四届专家顾问，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常务理事，中国保健科技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丽源日化研究所专业顾问，北京同仁医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

孔嗣伯主任1933年5月出生于北京，祖籍山东曲阜，中国近代“四大名医”孔伯华三子，1948年即随父学医，临诊左右，并先后从师于萧龙友、杜文甫、汪逢春、陈慎吾等诸名家，禀承孔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儒学传统和大医风范，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就多次随父为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诊病。1955年-1960年在北京市第三医院中医科从事临床工作，1956年因工作努力，表现突出，被评为“北京市青年积极分子”，由郭沫若同志亲授奖章。1960年-1962年在北京中医药大学医经教研室任讲师，教授中医各家学说课程，其生动的教学得到了师生的一致好评。1962年调至北京同仁医院中医科工作。1964年起与西医专家合作治疗流行性脑膜炎、急腹症、小儿病毒性肺炎、细菌性痢疾、肝硬化腹水取得显著疗效，解决了医疗难题，为综合医院中医药工作以及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5年赴妙峰山陇驾庄医疗队，1975年赴延安革命老区医疗队，培训基层医师及为群众义务诊病。曾多次赴香港、日本、法国讲学及诊病。在中医科工作期间，重视医务人员专业技能的提高，有计划、有系统的开展专业培训，进行专题讲座，使中医科的诊治水平得到很大提升。1985年任主任医师，在一线从事中医临床、教学、科研工作60载。1990年，被北京市卫生局、北京市中医药管理局确定为首批名老中医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之一。2010年荣获“北京市60位名中医突出贡献奖”，被评为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2010年北京中医管理局在我院建立了孔嗣伯老中医工作站，启发后学，总结继承，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

孔嗣伯主任天资敏慧，幼承庭训，治学勤奋，熟读经典，广泛涉猎中医药文化书籍，作为《孔伯华医集》整理小组主要成员，编著有《孔伯华医集》，曾在《中医杂志》1962年7-8号中精辟论述先父孔伯华中医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成为后世研究孔伯华学术思想的重要文献。曾发表《中医护理学浅说》、《痈疽辨略》、《孔伯华医案选》、《盗汗、自汗证论》、《望、闻、问、切》、《孔伯华先生学术经验简介》、《关于“三焦辨”》、《孔伯华传》等学术论文。出版论著《孔伯华医集》、《中华中医??孔伯华》。

孔嗣伯主任治学严谨，精益求精，在温病治疗方面颇有建树，提出强调辨证，保护元气；熟悟经旨，不泥于古；两纲六要，不能平列；脉贵有神，意在匀和；重视肝脾之关系；善用石膏起死回生。他推崇“金元四大家”的医学思想，在学好经典的同时，教导后学吸收众家所长，“兼收并蓄、博采众方”，不要介入学派纷争，保持一种“少一些争议，多做些学问”的态度，认为学派是学术发展应运而生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药品种范围在扩大，用药上有很大余地，不应该在学派上再做人为的限制，充分体现了中医大家的博大胸怀。

孔嗣伯主任临床工作60载，深受患者和同事爱戴，禀承孔门儒学传统和“大医精诚”的风范，从不炫耀技能，以名医世家出身为傲，而是心胸宽广、待人诚恳、提携后进，对待患者和蔼亲切，无论老幼、尊卑、贫富，均能一视同仁，救人无数，在患者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

学术思想

孔嗣伯继承并发展京城“四大名医”孔伯华的学术思想，父子两代在京城行医近100年，为燕京地区中医学术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孔嗣伯结合北京地区患者的特点，将温病学辨证思想应用在中医内、外、妇、儿、五官科等诸科，发展了中医温病学，并形成了一套具有鲜明特色的孔门家传方药。

（一）重两纲，首辨阴阳

孔老在临证中最重视辨证，认为伯华先生所言：“医之治病，首先在于认证，将证认清，治之则如同启锁，一推即开”，非常正确，孔老在辨证中主张两纲六要，强调阴阳为总纲，下统表里寒热虚实为六要，临证之中，先辨阴阳，以求其本，病本即明，虚、实、寒、热，则迎刃而解，两纲六要不能平列，因为表里之内又有阴阳，寒热虚实之间也可再分阴阳，这样使辨证纵深和精细，适合临床对疾病尤其是疑难杂症的辨证论治。

（二）重正邪，提倡三因制宜

在临证重视正邪之间的辩证关系，认为“邪之与正，二者并重，扶正可以祛邪，祛邪亦可以扶正，是互为因果关系”，在临床辨证中不泥于古，重视变异，提倡因人、因地、因时制宜， 认为现代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 ，阴虚阳亢的体质较为多见，湿热为患为多，以脾湿与肝热为主，治疗多以清利湿热，临证喜用介类和芳香鲜药，尤擅长使用石膏，非常具有独家特色。

（三）重开“郁”，肝郁为先

朱丹溪云：“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拂郁，诸病生焉。”孔老对此颇以为然，认为朱丹溪的“郁证学说”在内科杂证治疗中仍有价值，至于郁滞何来，则要详加辨证，但往往气郁为首，血痰湿郁从之，肝气不舒，木郁土壅，肝热脾湿为多， “开郁”则遵《内经》：“木郁达之，火郁发之”的原则，将通经、活络、疏散、清利、渗透等治法夹杂灵活应用。

（四）眼病重整体，中西结合：

孔老长期在同仁医院工作，接诊了大量眼病病人，认为，眼病的辨证论治必须立足整体，不可只局限于眼科局部，而且必须吸收西医所长，参照现代医学检查。此外，天有四时之变，人有长幼男女之异，对眼病的辨证也必须结合患者体质和时地的差异，在内、外、妇、儿诸科辨证基础上，参照运气、地域特点，结合眼科局部辨证和现代西医学检查展开。

（五）论治学

孔老治学主张熟悟经旨，作为临床大家，非常推崇“金元四家”的医学思想，认为金元时期战乱纷扰，疾病丛生， “金元四家”是经过大量的医学实践被患者所认可的名医，其学说也都是来源于反复的临床实践，真实可信，极具价值。

在学好经典的同时，教导后学要吸收众家所长，“兼收并蓄、博采众方”，不要介入学派纷争，保持一种“少一些争议，多做些学问”的态度，认为学派是学术发展应运而生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药的品种范围在扩大，在用药上有很大余地，就不应该在学派上再做人为限制。金元之后，清代温病学说异军突起，涌现了很多卓越医家，象叶天士、王孟英都是学验俱丰的医家，其学说都有闪光之处。

在积极肯定一些名家的同时，孔老对一些徒有文才，临证不多，稍有疗效，就著书立说，广传天下的医家，则敬而远之，他经常提醒后学不要被虚名所惑，盛名之下，其实难符，在读一个医家的著作时，不要被他对仗工整，如诗如赋的文词所迷惑。医学是科学，不是文学艺术，中医理论中有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但一定要落在实处，在学习一个医家的著作时，要关注他的行医经历，一个没有长期在临床实践的医生，他的天赋再高，名声再大，理论再精妙，也很可能是闭门造车，经不起临床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