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医者所具备的医德

作为医者不但要有高深的医学造诣，而且还应该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古代很多名医都具备这种优良的品质，这些都值得我们后世之人学习。

首先要有钻研技术，精益求精的精神，明代名医徐春圃说：“医学贵精，不精则害人匪细(不浅)。”纵观我国历代卓有成就的医学家，无一不是在“精”字上下了一番苦功的。他们毕生勤勤恳恳，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精益求精，终于取得了学术上的辉煌成就，羸得了后世的无限景仰。例如东汉张仲景，年轻时曾从张伯祖学医，由于他勤奋好学，医术“精于伯祖”。他生当战乱频繁、疾疫流行的东汉末年，生灵涂炭，死亡载道，他的家族两百多人，不到10年，就患病死去三分之二。他目睹这种惨状，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精心研究古典医籍，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总结提高，撰成《伤寒杂病论》16卷，创立“辨证论治”的纲领，成为中国医籍的经典，他被后人尊之为“医圣”。又如唐代孙思邈，幼时多病，从少年时便酷爱医学，直到白发苍苍垂暮之年，仍然手不释卷。他活了一百多岁，多次拒绝隋唐两代朝庭的聘请，长期在民间行医，一生“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在古稀之年，撰成《千金要方》30卷。过了30年之后，年已百岁，不顾年迈，犹恐沧海遗珠，又继续旁搜博采，精益求精，撰成《千金翼方》30卷，以与《千金要方》相辅相成，二书合称《千金方》，是传世不朽的医学巨著，他被后人尊之为“药王”。又如明代李时珍，三代业医，家学渊源，博学多材，热爱医学，他曾自我介绍说：“幼多羸疾，……长耽典籍，若啖蔗饴，遂渔猎群书，搜罗百氏。”他以学习为乐，读书犹如吃甘蔗饴糖一样甜，他鉴于历代本草书讹误和缺漏不少，因此下决心编写一部新的本草著作。从34岁开始，“岁历30年，书参800余家，三易其书”，终于在60岁时编成了《本草纲目》这部举世闻名的药学巨著，郭沫若称其为“医中之圣，集中国药学之大成”。

其次是对待病人，认真负责。医为仁术，济世为怀，病家延请，有求必应，治病救人，认真负责，这是我国历代名医的优良传统。医生对任何病人都要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贴和爱护，视他们如亲人。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一文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医生还要急病人所急，有请必往。元代朱丹溪医名甚噪，“四方以疾迎候者无虚日，先生无不即往，虽雨雪载途，亦不为止，仆人告痛，先生喻之曰：病者度刻如岁，而欲自逸耶。”遇危重病人，要积极抢救，例如战国时名医扁鹊(秦越人)，是一位民间医生，周游列国，一日，路过虢国，遇虢太子突然发病，昏迷半日不醒，众医束手无策，虢君请扁鹊入视，扁鹊通过详细认真的检查，对虢君说：“若太子者，所谓‘尸蹶’者也，太子未死也。”乃使他的学生外施针灸、砭石，内服汤药，经过抢救，终于转危为安。中医治病，重视整体，强调辨证，医生临床，望、闻、问、切四诊必须兼施，清代喻嘉言主张“先议病，后用药”，立“与门人定议病式”，充分体现对病人高度负责的精神。对某些粗心大意，敷衍塞责的庸医，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提出过严厉的批评，他说：“观今之医，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始终顺旧。省疾问病，务在口给，相对斯须，便处汤药。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人迎趺阳，三部不参，动数发息，不满五十。短期未知决诊，九候曾无仿佛，明堂阙庭，尽不见察。所谓窥管而已，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

再者要心存济世，不图酬报。扶贫济困，施医赠药，也是我国历代名医的优良传统。例如三国时名医董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