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薛伯寿学术思想概要

若无外感热病诊治经验，则很难提高内伤杂病的诊疗水平，更难提高疑难病症的疗效，治疗外感热病，首要精研《伤寒论》，同时融会贯通温病、温疫之法。

风热邪毒、秽浊郁闭，导致脏腑升降出入失常是升降散治疗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的病机要点，灵活运用升降散，一升一降，内外通和，祛除邪气，可以提高疗效。

以法治病，不以方求病，证变法异，不可执死方医活人，法随证立，方从法出，立法精准，尚须用药贴切，方能起疴愈疾，用药如用兵，讲究君臣佐使，须有章法、有布局、有层次。

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内伤正虚，易感外邪；外邪滞留，导致内虚，正虚之人，易致七情内伤。

人所生地域环境不同，饮食生活习惯差别大，体质各异，所患疾病有别，治法当分别对待；四时外感之病，各有不同，须掌握季节气候变化，有时内伤杂病也需要考虑气候影响。

薛伯寿早年就读上海中医学院，得诸多名家培养，后跟随中医大家蒲辅周先生深造十三载，全面继承蒲氏医学真谛。他以张仲景学说为宗，融会贯通寒温诸法，拓宽热病、传染病诊治思路，在中医药诊治艾滋病、“非典”、流感、手足口病中发挥重要作用；突出中医特色，与时俱进，治人治病、辨病辨证、宏观微观相结合，三因制宜，对内、妇、儿科亦有精深造诣；健康防病为先，重视养心修性，倡太极运动。

法宗仲景，融通寒温

外感热病多起病急暴，疫病危害尤烈，救死扶伤，不可延误，为医者使命，也最易检验临证水平。薛伯寿认为若无外感热病诊治经验，则很难提高内伤杂病的诊疗水平，更难提高疑难病症的疗效。

治疗外感热病首要精研《伤寒论》

《伤寒论》六经辨证论治，实际是八卦学说结合脏腑经络学说在外感热病过程中的灵活应用，三阴三阳，融入了天道、人道、地道立体思维，能恒动分析外感热病发生、发展、转归的全过程。中医的整体恒动观，即不能离开自然、生命活体而言生理病理、理法方药，故《伤寒论》是朴素唯物辩证的经典，传承至今仍疗效卓越，乃医家准绳，超时代名著，为中医智慧之学。

广义伤寒之“寒”实为邪之义，寒为肃杀之气，象征六淫、疫疠之邪，危害生命健康之摧残，《伤寒论》实为伤邪论。本“今夫热病皆伤寒之类”，故《伤寒论》并非专为伤寒而设。懂得此真谛，就为融会贯通伤寒、温病、温疫学奠定了基础。蒲辅周曾说：“六经、三焦、卫气营血等辨证皆说明生理之体用，病理之变化，辨证之规律，治疗之法则，当相互为用，融会贯通。”伤寒为温病之基础，温病为伤寒之发展创新。

张仲景论辨证求本，阴阳六经统之；论治病之法，八法概之；阴阳六经辨证，十二经内连脏腑，已含脏腑辨证精华，故研治内伤杂病，亦必读《伤寒论》。

融会贯通伤寒、温病、温疫之法

除《伤寒论》，温病、温疫须研究吴又可《温疫论》、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叶天士《温热论》、吴鞠通《温病条辨》、王士雄《温热经纬》、吴坤安《伤寒指掌》等。叶天士云：“辨卫气营血虽与伤寒同，若论治法则大异。”故外感热病的治疗宜摒弃门户对立偏见，扬长避短，互为充实，择善而用，才能真正解决临床实际问题。

《伤寒论》太阳病篇“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之温病，误用辛温“一逆尚引日，再逆促命期”。后世温病学说，温热有在卫则辛凉透邪之银翘散、桑菊饮等；温疫初起，有宣郁解毒逐秽之方，如双解散、凉膈散、升降散等；热入营血，开创透热转气、凉血散血、平肝熄风、开窍宣闭、滋阴熄风、育阴复脉等法，为抢救热病气营双燔、血热妄行、昏迷痉厥、真阴欲绝等重证开辟了新的治疗途径，实补《伤寒论》之不足。然经方疗效卓著，辛温解表、温阳救逆等伤寒之法亦不可废。《蒲辅周医学经验集》总结治温病八法就有温化法，其于温热病原属不宜，但温病夹寒夹湿、夹水夹食，必须用温化以逐之，然后方用治温正法。

瘟疫与四时温病有一定联系。对于叶天士热入营血、逆传心包等救逆诸法，吴鞠通热病养阴之法，温疫可相参应用；蒲辅周也提到：“四时温病之中亦偶有兼秽浊杂感者，须细心掌握，治疗须与温疫相参，才能提高疗效。”

1987年薛伯寿应邀赴非洲运用中医药试治艾滋病，总结认为艾滋病既似虚劳，又属瘟疫；正虚为本，重感于邪；当分期立法，内伤与外感互参，透邪解毒与扶正并举。1998年冬，北京有非时之暖，“流感”大流行，薛伯寿用辛凉复微辛温法，取银翘散、三拗汤、升降散合方加减，被广安门医院作为流感普济方广施，价廉而效佳。2003年“非典”流行之初，薛伯寿继承发扬蒲辅周学术经验，编写“非典”辨治八法及方药，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印送给全国各地“非典”一线医务工作者，起到救治指导作用。

精研活用升降散并推广应用

薛伯寿80年代初即撰文推广杨氏十五方，引起全国中医同道对《伤寒温疫条辨》的关注；倡导温疫以至一般外感热病灵活运用升降散可提高疗效，亦可应用于内伤杂病。杨栗山谓“升降散，盖取僵蚕、蝉蜕升阳中之清阳，姜黄、大黄降阴中之浊阴，一升一降，内外通和，而杂气之流毒顿消矣。”

薛伯寿认为风热邪毒、秽浊郁闭，影响脏腑之升降出入失常是升降散治疗外感热病和内伤杂病的病机要点。要在辨病辨证选方用药基础上合用升降散。如疫病（急性传染病）：升降散合银翘散加黄连、全蝎、羚羊角粉治疗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合普济消毒饮治疗大头瘟；合清心凉膈散治疗痄腮；合银翘散加减治疗猩红热、手足口病及温热“流感”；合荆防败毒散治疗时疫感冒；合茵陈蒿汤治疗急性黄疸，都有很好疗效。在非洲运用中医药治疗艾滋病，对于表热证者，选用升降散合升麻葛根汤，或合银翘散加减；邪在少阳者，合小柴胡汤加减；湿热郁闭三焦，合甘露消毒丹加减，取得一定疗效。

四季热病：升降散合桑菊饮治咳嗽、红眼病；合银翘散治急性扁桃体炎咽痛高热；合麻杏石甘汤治咽炎、肺炎；合凉膈散治热象重之感染性发烧；暑温初起有表证合用新加香薷饮，均可明显提高疗效。

内伤杂病：内伤七情气机失调之病，若辨证运用四逆散、逍遥散、越鞠丸、四七汤等，有时需合用升降散加减；饮食不节积滞，若辨证选用保和丸、枳实导滞丸、大柴胡汤等，有时需合升降散；内伤病属痰瘀互结，辨证选用十味温胆汤、桂枝茯苓丸、血府逐瘀汤、丹参饮等，有时需合升降散，皆为提高疗效之奥秘。

以法治病，善于配伍

薛伯寿强调“以法治病，不以方求病”，证变法异，不可执死方医活人。法随证立，方从法出。立法精准，尚须用药贴切，方能起疴愈疾。用药如用兵，讲究君臣佐使，须有章法、有布局、有层次。

方有君臣佐使，药有七情相伍。用药须顺应脏腑之性、应针对病邪之性。药物配伍，一药可以多用，如黄连因配以吴茱萸、肉桂、木香、干姜、芩、栀之分，主治嘈杂、失眠、痢、痞、火毒各不同；明了正邪相争，可知补泻之法，如病之实者宜祛邪为要，当攻中有守，祛邪而不伤正，如麻黄汤用甘草，桂枝助麻黄发汗透邪，然桂枝甘草则能扶正强心，可防伤寒伤阳、发汗伤阳，故麻黄汤虽为发汗峻剂，若用之适当则效速而不损伤正气；阴阳互根，补阳应于阴中求阳，补阴应于阳中求阴。炙甘草汤，滋阴血以复脉，参、枝、姜相伍，有气能生血，阳能化阴而通利血脉之妙；升降相因，补中益气汤治中气下陷，参、芪、草须配升、柴相协，而避用茯苓。四逆散治肝胃不和，气郁胃滞之证，柴、枳升降并用，柴胡疏肝郁，枳实破胃滞，且与芍、草刚柔相济，柔肝和中，为气郁不达之厥、腹痛郁滞之效方；寒热可同施，如半夏泻心汤治脾虚湿热中阻，芩、连与姜、夏相伍，辛开苦降，以化湿泄热除满。用药配伍力求纯正，精兵良谋则胜券在握，一药乱投则病气不服，恰到好处则立见其效。如麻杏石甘汤是辛凉宣肺、透热平喘的有效方，若片面追求抗菌抗病毒，无火毒之证而加芩、连、蓝根等，往往冰伏其邪，反难以宣肺透邪、止咳喘而退热；然表里郁闭，火毒弥漫三焦，高热咳喘，则宜辛凉透邪、苦寒解毒同施，如三黄石膏汤，又为重症肺炎的效方，故治病求本，有的放矢，据证辛凉复以苦寒，又有解毒救急之功。

调畅气血，明辨兼夹

《内经》谓“疏其血气，令其条达而致和平”，本蒲辅周“气以通为补，血以和为补”之旨，内伤正虚，易感外邪；外邪滞留，导致内虚，正虚之人，易致七情内伤。气血冲和，万病不生，一有怫郁，诸病生焉，故人生病，多生于郁。有因病而郁，有因郁而病。治外感病，尤其内伤杂病、疑难病症，甚至防治衰老皆必重视调畅气血。重视补而勿滞，不可盲补，虚证有先后天之别，五脏之异，有气血阴阳之分。补药的堆积，既不能防病亦不能治病，甚至会引起滞、热等不良反应。《金匮要略》“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即以通为补。

薛伯寿临床擅用桂枝汤、黄芪赤风汤、升降散、四逆散、大小柴胡汤、越鞠丸等方剂调畅脏腑气血，是他遣方用药特色之一。如黄芪赤风汤，王清任谓“此方治诸病皆效者，能使周身之气通而不滞，血活而不瘀，气通血活。”薛伯寿深刻领悟王氏制方之意，认为黄芪防风两药相配益表之气，祛表之风，固表之卫；赤芍入营，活血通络；三药相配益气固表，通畅营卫，祛风通络。临床用于表气虚，卫表不和，营分血滞，络脉不通之多种病证，取得佳效。

疑难病症多为外感内伤交融，表里寒热气血虚实错综，治病求本，必须考虑到伏邪、蕴毒、痰饮、瘀血、积滞等因素，素有“怪病从痰治”、“顽疾从瘀解”之说，然而正气虚损，首当调脾胃，使生化有源；滋养精血、固护肾气，以荣五脏。疑难病症因机复杂，须合数法，精选复方。既要善用平常药物，必要时亦须善用猛将霸药。

三因制宜，治人治病

“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异法方宜论》也提到，人所生地域环境不同，饮食生活习惯差别大，体质各异，所患疾病有别，治法当分别对待。以天时而言，“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从之则治，逆之则乱。”四时外感之病，各有不同，须掌握季节气候变化，有时内伤杂病也需要考虑气候影响。

如上文治流感，以运气推算，1998年为戊寅年，戊癸化火，少阳相火司天，厥阴风木在泉，流感时期为终之气主客气分别为太阳寒水、厥阴风木，火旺之年加之主客气影响，与临床相符。1965年北京流行乙脑采用石家庄白虎汤经验效果不佳，蒲辅周分析：“岁在乙未，太阴湿土司天，太阳寒水在泉，暑温偏湿，不得以君火司天，燥金在泉同治也。”蒲辅周采用芳香化湿，或通阳利湿法显著提高疗效。即“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伤寒温疫条辨》卷首即列“治病须知大运辨”一节，提出须知有逐岁之小运，有六十年而易之大运。并说“总以大运为主，不以岁气纷更，强合乎证。又不设成见于中，惟证为的，与司天不合而自合，庶乎近道矣。若概谓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似非世则之言。”

地域之别，思想生活方式等往往不同，体质有别。即使病证相同，处方也不定相同。如阳盛之体，感寒易热化，阳虚之人，感寒易寒化，阴虚、阳虚则分别应注意护阴、助阳；儿科不可妄用苦寒，注意有无伤食积滞，老年人须顾肾气不足及调理脾胃。

《素问·疏五过论》强调，诊病要了解患者贵贱贫富变化、饮食居处、情志苦乐、少长勇怯，所谓“从容人事”。不可只见病不见人，治病务必先治其心，某些情况下七情伤人，更甚于六淫，而精神治疗的作用在许多内伤疾病中都远甚于药物。即使是六淫所伤，病者的精神状态正常与否，对于药物的治疗作用也大有影响。治病过程中，必须配合情志的调整，心理的疏导，认为养性安神，敛气存神非常重要。

健康来自合理生活方式，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精补；“膏粱之变，足生大丁”，饮食不当，可导致众多严重疾病；“流水不腐，户枢不蠹”，须劳逸结合，合理太极运动。

悬壶济世，绝非单纯治病；治病救人，不仅救人性命，还要救法身慧命。故药王孙思邈有“上医医国”“中医治人”之论。医者必须有崇高思想境界，方能指导病人修身养性，使病人真正知“健康靠自己”。防病为先，治人与治病并举，治病不忘治心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