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法”理论研究的思考

中医“清法”理论发端于《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诸书，历代医家的理论研究与临床实践为中医“清法”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清法”又称清热法，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清法”是指运用寒凉性质的方药，通过其泻火、解毒、凉血等作用，以解除热邪的治疗大法，是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热者寒之，温者清之”的原则制定的。广义的“清法”包括清实热和清虚热两大类。清代程钟龄在《医学心悟》里将“清法”总括为八法之一，成为中医的治疗大法。

研究“清法”的重要性与必要性

当今，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如非典型性肺炎、高致病性禽流感、埃博拉等严重的传染性疾病流行，抗生素的泛滥使用，导致超级耐药菌的产生，还有越来越多的“不治之症”呈现在医学界，例如癌症、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糖尿病等。有古籍指出：“病非人体素有之物，然能得亦能除，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中医“清法”在防治上述疾病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青蒿素治疗恶性疟疾、砒霜治疗白血病以及中草药在流脑中的运用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所以研究中医“清法”非常必要。

“清法”的应用与研究

随着对“清法”研究的不断深入，“清法”现代临床应用范围不断扩大，从古代的外感病、温病、丹毒、痄腮等火热证以及虚火上炎证，临床应用适应疾病谱不断扩大，包括五官疾病、风湿免疫疾病、内分泌疾病、肾病、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疾病、感染性疾病、传染病等。

一般来说，“清法”理论的基点是建立在一个“热”字上。清者，清其热也。脏腑有热，则清之。热者寒之，是已。然有当清不清，误人者；有不当清而清，误人者；有当清而清之，不分内伤外感，以误人者；有当清而清之，不量其人，不量其症，以误人者，是不可不察也。

临床运用“清法”，可将“清法”分为清解、清透、清化、清利、清泄、清下、清补、清引法八法：

清解法 即清热解毒法，适用于三焦火毒热盛；二焦邪郁生热，胸膈热聚；风热疫毒；阳明里热等实证。用连翘、金银花、黄芩、板蓝根、鱼腥草、芦根、天花粉等为基本方药。凡一切温热病等实证，不论早中晚期，以此为基础，然后根据病证之发展而变化，加用其他方法。

清透法 即清热透邪法，凡温热病等实证初期阶段，兼有发热恶寒、脉浮、舌苔薄白或薄黄者，为温热兼有卫表之证。除用上述清解法外，还需加入荆芥、薄荷、淡竹叶、柴胡、青蒿等以宣表透达为法。不论早中晚期，只要恶寒一症存在，则清透之法必不可少。所谓“有一份恶寒，即有一份表证”之说。

清化法 即清热化浊法，指温热病等实证过程中兼有咳嗽痰多、胸腹满闷、便溏尿浊、舌苔滑腻等痰湿内蕴之证者，可于清解法中加入半夏、瓜蒌、枳实、橘红、青蒿、佩兰、厚朴花、藿香、川贝、冬瓜子之属，取芳香化湿、涤痰除秽为治。

清利法 即清热利湿法，指温热病等实证过程中兼有尿频、尿急、尿痛、下肢浮肿、黄疸、小便不利、舌苔滑腻或黄腻者，为热中夹湿，湿热下注之候，可于清解法中加入车前子、茵陈、白茅根、泽泻、木通、土茯苓、虎杖之属，达到清热利湿、分消湿浊之功。

清泄法 即清热泻火法，其药物包括清气分药，如白虎汤等，又指清泄脏腑之火，其包括清肺热、清心热及清肝热等。

清下法 即清热通下法，指温热病等实证过程中，热邪化燥，大便秘结，或热结旁流，大便黏臭，或邪热炎上，头痛眼赤，口舌灼痛诸症，方中加大黄、芒硝，取其釜底抽薪、清泄邪热为治。温病过程中，患者大便三五日未解，舌苔黄者，即可用此法。古人云：“六经实热，独取阳明。”

清补法 即清热补养法，凡温热病等实证经过一个时期邪热消耗，可能两种情况：一是热后伤阴，症见潮热盗汗，卧不安神，口干，舌红或绛，苔少或无，应在清解法中加入生地、玄参、麦冬、丹皮、赤芍等清热养阴为法；二是热病后气阴两伤，症见面色萎黄或见苍白，自汗盗汗，口干欲饮，神疲气怯，舌淡少苔或淡嫩无苔，可以清解法中加入太子参、西洋参、黄芪、生地、麦冬、莲子、枸杞子等清补气阴为主。

清引法 即清虚热，引火归元法。适用于阴寒虚火证，症见口咽痛、口舌生疮、眼红，而两下肢常冷，两足如冰，脉沉虚弱。方以金匮肾气丸加牛膝、车前子引火下行。

“清法”研究新思路与新思考

“清法”随着实践的丰富和理论的深入而不断深化和发展。值得重视的是，新“清法”理论的提出，标志其治疗观念的重大改变，既是“清法”理论的突破，又是“清法”理论的重大创新。“清法”理论从创立到不断丰富和完善，是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结果。

中医“清法”理论雏形通过理论推演模式开创。《素问》七篇大论中据各种气候模式，进而知晓在此种模式下因太过或不及运气之化的病证特征，再据病证特征便推论出相应的治则治法，其基本治法包括“正治法”和“反治法”，以及独具特色的“五郁治法”“六气胜复治法”“客主相胜治法”“六气主时补泻治法”等，极大地丰富了中医治疗学的内容。《素问·至真要大论》曰：“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开创中医“清法”理论雏形，奠定中医“清法”理论基础。故而七篇大论所推论出的中医“清法”理论，都具有很强的临床实践性。

汉代张仲景通过“经验总结——医案模式”，把积累的经验归纳概括，升华为新理论，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中医“清法”理论，在阳明、太阳、少阳、少阴、厥阴、差后劳复诸病中皆有运用。创立六经辨证，以六经为纲，整理了各种清法临床实践医案，如清上的方剂炙甘草汤、桔梗汤、苦酒汤等；清中的方剂如阳明汤、泻心汤类、承气汤类、小陷胸汤等；清下方剂如猪苓汤、葛根芩连汤等。所以张仲景运用清法的临床医案至今在现代临床实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堪称经典。

《伤寒杂病论》以后，中医“清法”理论有很大发展，特别是在气化理论和病机的研究方面，多有新建，医学家每每在方证对应之外，运用气化和病机获得新的治疗途径，以此加深了对治病求本的认识。到金元清时代，医家又以“整体——机要研究模式”突破了“经验总结——医案模式”，正式确立了“清法”理论。刘完素提出了“六气皆从火化”的“火热理论”观点，治疗无论外感热病，还是内伤杂病，都主张用“宜开通道路，养阴退阳，凉药调之，慎毋服乌、附之剂”。张从正丰富了“清下法”的内容，李杲则以脾胃为枢机，丰富了“甘温除大热”的“清补法”的内容，朱丹溪以相火治内伤杂病则完善了“清引”法的内容，他们建立的治则，超越了唯象的方证对应。到了清代，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等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湿热辨证等，极大丰富了“清透法”“清利法”等中医“清法”理论，“整体——机要范式”把中医“清法”理论推向新的境界。清代·程钟龄《医学心悟·卷一·论清法》曰：“清者，清其热也。脏腑有热，则清之。”正式确立了中医“清法”为中医八大治法之一。

近代随着西医思想引入，中医的“证”，西医的“病”，对“病证同治”的模式进行了研究。最初清代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中石膏阿司匹林汤首次把中医“清法”与西药解热镇痛药相结合，开创中医“清法”理论指导西药运用的新河。张锡纯是中西汇通派的代表人物，他称：“石膏之性，又最宜与西药阿司匹林并用。盖石膏清热之力虽大，而发表之力稍轻。阿司匹林味酸性凉，最善达表，使内郁之热由表解散，与石膏相助为理，实有相得益彰之妙。”阿司匹林石膏汤反映了中西汇通派并用中西药物的思路和实践。

随着时代发展，中医“清法”理论从单纯中西医结合的研究转向医学、气象学、人口学、人文学和生物学等多领域的合作与交叉学科综合研究。全球气候变暖，导致如非典型肺炎、高致病性禽流感、埃博拉等严重的传染性疾病流行，生活方式改变导致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等火热病发生风险加大。中医“治未病”的思想，对于具体“清法”来说，既体现在对于环境治理和道法自然上，也体现在对于实热或虚热体质的弱势人群的“清法”运用。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新的制剂和剂型不断出现，与针刺、放血、刮痧等治疗手法相结合，构成了“清法”的综合疗法。多途径给药与多种治疗手法相结合，是“清法”临床治疗的发展方向。对于“清法”基础研究要建立在现有现代科技和现有最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上，用生物信息学、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和蛋白组学的研究技术，从整体、细胞和分子水平来探讨，找到更为准确的清热解毒药物的靶点。将基础医学、基础药理学的研究通过临床紧紧结合起来。

总之，中医“清法”理论研究不仅需要找到实施干预的虚热和实热体质的亚健康人群，还要运用基础医学、临床医学、药学、流行病学、人口学及环境学等多学科对“清法”理论综合研究，从而推动中医现代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