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本身的误诊原因

中医学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积累，具有数千年的历史，形成了较为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并以安全、有效而著称于世。但将其奉为金科玉律、认为完美无缺也是不恰当的。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现代化诊疗手段的出现，对疾病认识的逐步深入，中医理论也显出了相对的不足，尤其是在诊断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我们应加以补充、完善。

（一）证名不规范

首先是证候的要素不明确。根据传统的中医辨证理论，证候包含了病性、病位、病势和类别。但是四个要素的合理性没有论证，排列组合不规范。其次是证名规范没有形成。一个规范的八纲证名应当是儿个字，包含了多少个组合，有没有不同层次，这些层次之间、证与证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这都是未知数。如表证、里证、热证、实证是一个层次，与阴证、阳证不应属同一个层次，表寒证、表热证、里寒证、里热证是一个层次，表实寒证、里虚热证等又是一个层次。如果八纲辨证的络脉不清晰，就谈不上准确的诊断。第三，每个证候诊断标准没有建立，症状中有过多的或然性。例如表证的诊断依据是恶寒发热、脉浮，但是，是否每个表证患者都有这些表现？是否有了这些表现就可以诊断为表证？又如里证的诊断依据是“除了表证就是里证”。像这样的诊断标准，自然增加了误诊的概率。

（二）无证可辨

前已述及，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疾病认识的逐步深入，一些固有的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对疾病概念的认识，传统医学认为，“人之所苦谓之病”，即患者产生了痛苦，才算发生了疾病；而现代医学则认为，疾病就是人体系统在一定层次和一定范围内的失序、失调、失稳。可见，对疾病本质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再局限于人无所苦谓无病，而是以机体病理变化为标准的，有些疾病初起或自始至终无痛苦，而体内确实存在着病理变化，这就不能再认为是无病状态。中医辨证的前提是通过四诊来收集资料的，但近年来诊察疾病的手段发生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许多疾病经现代化仪器确诊后，临床却无任何症状，如一些疾病的潜伏期、早期癌症患者、乙肝病毒携带者和一些隐匿性肾炎等等，正因其无自觉症状和体征，传统的中医无法辨证，也可能会造成误诊的发生，或失去有利的治疗时机。

（三）证候相离

“症”是疾病的临床表现，是通过四诊收集而来的。“证”是疾病的本质，是对疾病特定阶段的病理本质的概括和综合。特定证的临床表现称“候”，从这个意义上说，“候”就是“症”。因此，“症”（或候）是“证”的“础，对“症”综合分析识别的结论就是“证”。中医诊断学往往是先提出“证"(证候）再列出所应具备的“症＂（临床表现）。这与临床诊断的认识规律是相反的，由于认识过程的颠倒，临床医生往往是按图索骥，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要做到诊断准确，前提是对各个证的辨别依据（症）的界定准确。但临床实践告诉我们，这儿乎是不可能的，任何一个症都有其双重性和或然性，这就是证候相离，临床上普遍存在的是同一证有不同的表现，而同一症状可见于不同的证，例如“脾阳虚证”的诊断依据是脾的表现“食少、腹胀、便塘”等加上阳虚的表现“神疲少气乏力、声低懒言、形寒肢冷、动则益甚、舌淡胖苔白、脉弱”等，但是临床上诊断”脾阳虚”，不可能要求上述表现悉俱，病入甲可能没有便溃，病人乙可能不具食少腹胀，病人丙可能同时具有食少、腹胀、便塘，三者是否都可诊断为脾阳虚证？如果是，那么本证的诊断核心依据是什么？三个脾阳虚病人，有否差别？差别在哪里？又如“咳喘”可见于肺气虚、肺阴虚、风热犯肺等，也可见于肺肾气虚、肝火犯肺、脾肺气虚等，是不是咳嗽一症都属肺病？如果是，当为何证，依据是什么？不同的证候咳嗽是否有什么不同？等等。事实上，我们都知道，并不是只有肺的病证才有咳嗽，正如《内经》所说“五脏六腑皆令人咳，非独肺也”。但是，在什么情况下其他脏腑的病证才会见到咳嗽？不同脏腑的咳嗽有无不同？辨证准确的前提是证候规范和辨证过程正确，除此之外，还包括症状收集的全面、客观和准确，这些都是中医误诊学研究的内容。

（四）病证异同 ｀

由于同一内容可以有不同的形式，同一形式可以容纳不同的内容，中医就产生了同病异证和异病同证之法。中医辨证论治是针对证而言的，对疾病往往不够重视，也就是说，施治的前提是证，而不太问及是什么疾病，这为治疗疾病带来了很大的灵活性，但也反映出单纯应用辨证论治的不足。本质和现象既对立又统一，疾病本质和表象亦是如此。马克思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成为多余的了。”疾病的临床表现是纷繁复杂的，都不会与本质直接合而为一，有的还会模糊、掩盖本质，甚至歪曲地反映本质，在疾病过程中还会出现一些假象，而内部真正的病机并不反映出来，同一种病机有不同的反映，而不同的病机却有相同的表现。比如神经衰弱的病人和癌症晚期的病人，在西医看来其病因病理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而中医若单从辨证角度去分析，都可以出现典型的阴虚火旺证，从而认为其病机是没有差异的，应该同等看待，在治疗上就应该采取滋阴降火相同的治法和用药，然而治疗结果却大相径庭。同辨为一种证候，同用一种治法，同处一张处方，其疗效却异，足可看出单纯辨证论治之不足。

（五）单纯辨证的局限性

由于辨证论治的精髓是证，系通过望闻问切之手段，将病症、舌脉等收集起来，经过分析、归纳，从而得出病因、病性、病位等综合的病机概念一 证，然后依此为准则，确立治法、遣方用药等。但是，单纯辨证是不够的，还应注意与辨病、辨症相结合。反之，如果在治疗的过程中一旦患者症状和体征消失了，即痛苦消失，传统的中医无法辨证，失去了投药的靶子，治疗便中止了。其实患者的病情仍在，病程仍在继续。临床上经常见到一些病人，初起有一定的症状，经治疗后症状消失而停止了治疗，不久病情突然恶化，有的甚至突然死亡。如肾盂肾炎患者，经治疗后症状消失，有时化验亦正常，而停止治疗病又复发，往往转成慢性肾盂肾炎。再如黄疽性肝炎，经治后黄疽消退，饮食正常，没有不适，常因此而停止了治疗，酿成慢性肝炎甚至导致肝硬化，从而失去了彻底治疗的机会，这也是容易导致误诊的原因之一。

（六）重定性轻定量

中医之“谨守病机，各司其属”及“治病必求于本”，是诊治疾病的原则，其“属”和“本”均为定性要求。这一定性特征贯穿千中医辨证论治的各个环节，如在四诊收集疾病资料时，用近似法或用模糊数学方法来估量望闻问切所得资料，如发热之微热、发热、壮热等，而不能像西医那样用温度计来测得可靠数据，这种表述只能使人有一个大概的印象，究竟热度多高才算壮热、微热？阳明实证发热与少阴阴盛阳衰之虚阳外越之发热除证候不同外，没有量化指标。在辨证上，也是依据近似数量的消长和差异，从生理病理的临床现象中，舍掉非本质的、偶然的、次要的因素，探求其本质的东西，从而得出的只是“证”的概念，而同一证之间轻、中、重缺乏量化比较。若为虚实并见、寒热错杂者，其虚和实、寒和热之间的孰轻孰重之比，又难批化。这种诊断上只有定性而没有严格定量要求的模糊性，迫使医者只有在临床上通过家传师授及不断实践去摸索，客观上也造成了临床误诊误治的发生。这也为后续的进一步治疗立法量化带来了一定困难，如同为滋阴降火，从这一治法中很难看出其选方用药力度。而药物的应用，讲究的是四气、五味、功能，选择与病性对应者，如“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则泻之”，也只能在寒凉补泻等方面加以阐释，其每味中药的成分、有效剂量等等皆无法得到具体说明。

另外，中医理论重视宏观，轻视微观，着重气化，而缺少形质研究，及中医“证”实质不清等等问题，也在不同程度上成为误诊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