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的医德是减少误诊的前提

临床实践证明，有一半以上的医疗纠纷并不是医疗技术的原因，而是由于医生的医德医风方面问题导致误诊、误治引发的。中医学强调“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整体观不仅要求医生具有高超的诊治技巧，还需要其具备高尚的医德。医术是治病的手段，而医德是医术的载体，是医术得以正确运用的保障，作为上工，为了减少误诊，必须做到医德医术兼备，而高尚的医德是减少误诊的前提。

我国古代对医德有很严格的要求，早在西周时期，对医生就有全面考核的制度。据《周礼天官》记载，我国医学在西周时期即已出现分科，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及兽医四科。不论哪一科，每到年终都要进行稽考。“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这里的年终考核，不单纯是技术考核，还包括医生的思想、品德、作风、态度等方面的内容。一个思想品德很差的医生，就不可能得到“十全为上”的成绩。《内经》为医生树立的道德标准很高。由于医生服务的对象是至贵之“人"＇而医学”至道在微，变化无穷"(《素问·灵兰秘典论》），因此要求学医者必须具备诚实纯朴、聪敏好学的基本品德；对工作严肃认真，有高度责任心；对技术精益求精，不断进取；对病人热心周到，有高度仁爱精神和同情心。《素问·金匮真言论》之“非其人勿教”，即是对医学生基本品德的选择。《素问·移精变气论》之“去故就新，乃得真人”，即要求医生在技术方面必须不断进取。此外，还对那些马虎从事、不学无术，或学而不精的“受业不通，人事不明”的医工，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并立《素问·征四失论》、《素问·疏五过论》等专篇进行分析，使凡业医者能疏远过失而备完美医德与医风。因为医生的医德、医风因素而造成误诊主要表现在以下儿个方面。

（一）心存不仁

从事医业的态度和目的 人道主义贯穿古今医学发展的全过程，即使在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一原则作为医德的基石，仍是目前历史条件下医德的最佳选择。它要求医务人员以人道主义的精神和态度对待病人，尊重病人生命价值、人格，尊重病人的健康和医疗卫生保健权利，关心、同情病人。人道主义强调医者以仁心济世，是中国古代优良医德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如果医生缺乏同情心，缺乏人道主义精神，必然影响他对待病人的一言一行，在专业上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在临床诊断过程中不能精益求精，这就是误诊的思想根源。

我国古代称医为仁术，关爱生命为行医之本。《黄帝内经》指出：“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唐代名医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进一步指出：“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正因为“人命至重”，所以“医存仁心”是医家第一要则。医生要对人的生命负责，要有高度的仁爱精神，就是现在所说的人道主义精神，这是作为一名医生必须具备的基本德性。从这一道德准则出发，医生对病家应有深切的同情心，要视病家之疾苦为己事，杜绝名利，不计得失，甚至为救人可牺牲自己的生命。此外，古人很强调从事医学的人，一定要目的明确，态度端正，要忠诚和热爱医业。从事医学的人必须具有为医学事业和人民大众的献身精神。历代不少医家为了医学事业的发展，为了人类的健康长寿，不怕艰苦，不为名利，献出自己毕生的精力。只有存仁心济世之心，时刻以人道主义要求自己，以此来处理医生与病人的关系，才能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高业务水平，提高服务质量，从而减少误诊。

医学是自然科学，不带阶级属性，它是人类创造的产物，又服务于人类。在医学的范畴里，只有医生和病人的区别，而没有富人、贫人、贵人、贱人、美人、丑人、本民族人、异民族人等区别。医生对待病人的态度应当客观公正，它要求医生在医疗实践中正确对待自己和服务对象，在各方面对病人一视同仁，普同一等，一心赴救，这是人道主义思想的根本宗旨。

历代名医都认为医学是仁术，德为术之首，术为医之基，强调对任何病人都要关心、体贴、爱护，做到竭诚尽智，全力救治。《大医精诚》强调：“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侧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妞，怨亲善友，华黄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如果对病人不能一视同仁，面对富贵权豪则露谄媚之象，面对贫穷困苦者则露鄙视之貌，对贫民诊治漫不经心，就可能因此致误，这是极其错误的。若医生不自重，则反被病家轻视，无法取得病人信任，无法获得完整、准确的资料，发生误诊则在所难免。有的名医恃能傲物，对病人不能视同一等，致令病家不敢轻易延请，虽身怀绝技，却冷漠无情，草管人命，及至病悄延误或误诊误治，方悔之莫及。正如《冷庐医话》所说：“必病势危笃，医皆束手，然后求之。于是望之甚切，责之甚重。若其能操人生死之权者，如知病入必死，示以死期而辞去，犹可免责。若犹有一线生机，用轻剂以塞责，致病人万无生理，则于心不安；用重剂以背城战，万一有变，则谤议蜂起，前人误治之责，尽归一人。故名医之治病，较之常医倍难。“故为医者，无论有名无名，对病人都应视同一等，尽力救治。

（二）志意不理

医生系着病人的安危，凡看病施治，必须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切忌粗心大意，敷衍塞责。《素问·征四失论》就曾指斥过那些看病草率的庸医，指出诊病之时，不详细询问饮食起居情况，起病始因经过，仓促之间，只凭寸户、关、尺三部切脉，是不能中肯地分析出病情的。至于妄骋辩说，巧立名目，实乃俇言惑众，只不过是取败之道而已。这种不负责任的医生，看病只满足花言巧语、装腔作势，或者漫不经心、应付了事，这样的医生又怎能谈得上什么“视死别生”呢？

中医注重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强调治病要联系自然环境、社会因素及人体本身的条件进行分析，做到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切不可片面地看问题。《素问·移精变气论》说：“治病不本四时，不知H月，不审逆从，病形已成，乃欲微针治其外，汤液治其内。粗工凶凶，以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复起。”说明治病不联系四时阴阳的变化，不问病人本身的条件，头病医头，脚病医脚，攻其一点，不顾其他，这并非稳妥的方法，往往导致旧病未除、新病复起的不良后果。中医学强调心身合一，不仅重视外邪的侵袭，还非常重视内伤七情等社会心理因素。《素问·疏五过论》说：“凡未诊病者，必问尝贵后贱，虽不中邪，病从内生，名曰脱营，尝富后贫，名曰失精。”又说：＂诊有三常，必问贵贱，封君败伤，及欲侯王。故贵脱势，虽不中邪，精神内伤，身必败亡。“如果诊病不全面地注意这些精神因素，就会造成治疗过失。但要掌握患者的心理特点和情志病，比了解一般外感疾病困难得多。如果不是眼光敏锐，诊病仔细的医生，是不可能观察出来的。对于情志疾病的病人，更需要医生耐心的诱导和仔细地倾听。如果医生关心体贴病人，态度和蔼，说话和气，服务热情周到，使患者如浴春风，情绪轻松愉快，那么大大有助于病势的减轻。反之，态度恶劣，语言粗鄙，就会使病人在心理上、精神上受到刺激，因而使病情迅速恶化，尤其是悄志病人，更是如此。因此，讲究文明礼貌，对一个朕生来说，不单是个人道德修养问题，更是医治疾病这一特定职责的迫切需要。《素问·征四失论》谓：”所以不全者，精神不专，志意不理，外内相失，故时疑殆。”“精神不专，志意不理”是导致误诊的重要原因。

（三）趋于名利

作风是人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经常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特征，是人们世界观、事业心和责任感的外在表现。作风具有明显的行业特点，医疗作风是医务人员在医疗活动中所表现出的态度和行为。一个人的作风如何，受着自身世界观的影响。医生良好的医疗作风会提高临床诊断的正确性和医疗效果，不良的医疗作风会成为误诊的原因。

作风直接影响认识的效果，医生对疾病的正确认识需要有严谨的医疗作风作保证。如临床上对疾病的诊断，首先需要搜集大量可靠的病史资料，需要作准确的实验观察，有时要反复进行方能获得有价值的诊断资料，这就需要医生具有坚持不懈、勤恳耐劳的优良作风作基础；相反，如果医生平时作风拖拉，怕苦、怕累、怕麻烦，粗枝大叶，浅尝辄止，不愿做深入的观察和思考，则必然难以获得准确的诊断资料。作风不严谨，凡事马虎是误诊的重要原因。

宋代《小儿卫生总微论方》曾指出：“凡为医之道，必先正己，然后正物。”又说：“凡为医者，性存温雅，志必谦恭，动须礼节，举乃和柔，无自妄尊，不可矫饰。”明代医家李中梓在《医宗必读》中也说，医生必须“宅心醇谨，举动安和，言无轻吐，目无乱视，忌心勿起，贪念罔生，毋忽贫贱，毋惮疲劳，检医典而精求，对疾苦而悲悯。”强调医生应当品行端正，举止大方，待人诚恳，作风正派，服务热忱，彬彬有礼。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医者不能从私利出发，视诊疗技术为商品，恃技勒索病人钱财，或抱施恩观念，贪图酬谢。孙思邈说得好，”所以医人不得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而已，否则有悖医德。

《外科正宗》说：“病愈之后，不得图求匾礼，亦不得请托人情，致生罪戾。“要像清代名医郑梅涧那样，以“利人为急，未尝受人丝粟之报”。贪名好利之徒勿可为医，那些只顾捞取名誉，从病人身上悴取钱财的医者，亦常是贻误较多之人，应引以为戒。

（四）骄傲自满

历代有成就的医学家都是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的。骄傲自满，自以为是，听不进他人正确意见的，在诊断过程中，常常容易误诊。

临床上强调三级检诊，病例讨论时主张各抒己见、集思广益，目的就是为了使人开拓思路，排除有关的可能性，避免犯主观主义错误。但是有骄傲自大作风的医生，常常听不进别人的不同意见，对病人的症状、体征以偏概全，满足于一孔之见，喜欢根据自己的想象作主观性的解释和决断。

在学术方面，我们提倡争鸣，提倡敢于坚持自己正确的意见，但是更提倡勇于修正自己的错误认识，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