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龙山汉碑与华佗仲景

河北省石家庄市元氏县（常山郡）境内，有封龙山、三公山、白石山等几座北方名山，山上有三块汉碑——《祀三公山碑》《封龙山颂碑》《白石神君碑》，现被收藏于封龙山书院旁边的汉碑博物馆。这三块汉碑反映了极不平凡的岁月，其背后涉及的政治风云，也飘过了华佗、张仲景生活的天空，对他们以及中医学本身产生了影响。

封龙山汉碑的历史背景

在古代“三公”是很高的职位，周代以司马、司徒、司空为三公，或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西汉时以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合称三公。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又称三司，总揽军政大权。大山用“三公”为名称，足见其身世不凡，具有神秘的力量，祭祀祈求风调雨顺，立庙刻碑就加深了这种信仰。《左传》说：“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孔夫子敬鬼神而远之。东汉时，汉明帝派张骞通西域，引进佛教并在河南洛阳建白马寺，开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也造成了众神信仰的逐渐泛滥，为道教创立埋下伏笔。

封龙山汉碑的不同文字，提供了难得的证据。刻于东汉桓帝延熹七年（164年）的《元氏封龙山之颂碑》，又叫《封龙山颂碑》。那年医圣张仲景大约14岁，他自称“余素尚方术”，而当时方术最显赫的人物是河北巨鹿的张角。

此碑讲述了皇帝恩准修缮神祠，隆重祭祀的事情。第二年，汉桓帝发动了诛灭宦官的斗争，把宫廷斗争演化到非常激烈的程度。此前的延熹四年（161年），汉桓帝下诏关内侯、虎贲郎、羽林郎、缇骑营士和五大夫等官爵，用钱可以买，这不仅让贪污合法化，也为灵帝时更大规模的卖官鬻爵开了先河。延熹十年（167年），汉桓帝大赦党人，但将他们的名字造册登记，分送太尉、司徒、司空三府，终身不许再出来做官。这年腊月36岁的汉桓帝突然病死，第二年12岁的汉灵帝即位，那时张仲景18岁。

东汉隶书碑刻《白石神君碑》，俗称《白石山碑》。立于汉灵帝（刘宏）光和六年（183年），当时医圣张仲景33岁，第二年黄巾军起义爆发。《白石神君碑》说：“白石神君居九山之数，参三条之一，兼将军之号，秉斧钺之威。体连封龙，气通北岳，幽赞天地，长育万物，触石而出，肤寸而合，不终朝日，而澍雨沾洽。前后国县，屡有祈请。指日刻期，应时有验。”把一个山神描写为将军，受到政府部门和民众崇拜和礼赞，这应该是黄巾军头领“占山为王”的榜样。

碑阴的铭文都是捐赠者的姓名，以及捐赠的金额多少，列在最前边的竟然是务城神君、李女神、石神君、璧神君，以及各级政府官员助手的16位“主簿”和6位“祭酒”。这些政府高官，跟随、拥趸在巫婆、神汉后边，一起出资、站台，帮助白石神君庙的修建，并且把名字刻在碑阴，预示着当时的政治环境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张角创立太平道，经过十年的发展，在公元184年发动黄巾起义，与陈胜吴广起义、绿林赤眉起义的情形完全不同。张角不是因为自身窘迫，而是生活十分优越，有百万信众拥戴，看不惯朝廷腐败政治，打算取而代之。因此，他的政治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黄巾起义引起的政治动荡，持续存在了近40年，并成为东汉政权崩溃，逐渐过渡到三国的重要因素。要说明其复杂内幕颇不容易，但是不做这样的探索就很难解释华佗、张仲景的命运，以及《汤液经》的失传。

华佗与仲景命运受影响

专家考证认为，张仲景出生于公元150年，华佗应该比他大20~30岁。史书《华佗传》记载：“佗临死，出一卷书与狱吏，曰：‘此可以活人。’吏畏法不受，佗亦不强，索火烧之。”秦始皇焚书坑儒尚且不烧医药著作，华佗主动送狱吏的医学书籍对方竟然不敢要，或许是因“政治问题”。

陶弘景及其弟子编撰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首有三皇像，在三皇像四周为二十八宿和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四神象。”该书保留着《汤液经》骨架60首方剂，由此可以推测《汤液经》也把青龙（肝）、白虎（肺）、朱雀（心）、玄武（肾）、中黄太乙（脾）放在了很突出的位置，与太平道的经典十分相似。

《汤液经》的著作体例，与《内经》重视五脏，《汉书艺文志》所说“经方家”的分类方法一脉相承，而与张仲景《金匮要略》有着明显的差别。《系词》说：“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天地象征阴阳，四季变化鲜明，中药四气五味等都与《河图》所标示的四神一脉相承。

陶弘景说《汤液经》的四神与二旦：“阳旦者，升阳之方，以黄芪为主；阴旦者，扶阴之方，柴胡为主；青龙者，宣发之方，麻黄为主；白虎者，收重之方，石膏为主；朱鸟者，清滋之方，鸡子黄为主；玄武者，温渗之方，附子为主。此六方者，为六合之正精，升降阴阳，交互金木，既济水火，乃神明之剂也。张机撰《伤寒论》，避道家之称，故其方皆非正名也，但以某药名之，以推主为识耳。”四神兽所代表的图形，在东汉末年与黄巾军“中黄太乙之教”有关，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象征。

张仲景讳谈《汤液经》

《三国志》说张燕等在太行山一带，自黄巾起义以来，“常山、赵郡、中山、上党、河内诸山谷皆相通，其小帅孙轻、王当等，各以部众从燕，众至百万，号曰黑山。灵帝不能征，河北诸郡被其害。燕遣人至京都乞降，拜燕平难中郎将。”《九州春秋》也说“灵帝不能讨”；张璠《汉纪》说“袁绍与公孙瓒争冀州，燕遣将杜长等助瓒，与绍战，为绍所败，人众稍散，太祖将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师，拜平北将军；率众诣邺，封安国亭侯，邑五百户。燕薨，子方嗣。方薨，子融嗣。”

皇甫谧说：“仲景论广伊尹《汤液》为十数卷，用之多验。” 陶弘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说张仲景继承了《汤液经法》，却改动方剂名称，故意“避道家之称”。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有大小青龙汤、白虎汤、真武汤、阳旦汤，先说病后说方，与《汤液经》不一样；而且不放在一起集中论述，而是错杂、散在于六经文字之间，因此看不出它们属于“六合正精”，是一个“撕碎了的残片、散落的零件”。

《汤液经》作为经方家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在东汉时期仍然十分流行，然而后来“人间蒸发”，这与黄巾军所造成的社会动荡有关。张仲景在利用《汤液经》的时候，尽量避开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在《伤寒杂病论》之中，把它们“打散揉碎”，避免其与黄巾军以及其他道教首领有关的嫌疑，在书中的序言里只字不提《汤液经》，与这一段特殊的历史动荡有着密切关系。张仲景把《灵枢》改称“九卷”，因为“灵”的繁体字“霊”与巫术、道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张仲景虽然也“宿尚方术”，但是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他旗帜鲜明地反对“钦望巫祝”，其中也有难以为他人体会的苦衷。

封龙山汉碑文化揭示的历史脉络，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中医药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生死相依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