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氏家族看医读文化

法名家邀请展作品集》。曾出版《马亦钊书法作品选》《书画传家三百年—马孟容、马公愚诞生一百十年纪念集》《百里芳人》。马伊（1974年~），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出版小说体散文集《淋湿》、长篇小说《小报记者》等。

马氏十四世马天戈（1974年~），12岁时以行书“墨缘”参加首届日中青少年书法大赛，获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中曾根康弘）奖，书法作品在日本的《雪心》杂志上作专题介绍。此外，马天戈还获“华东六省一市书画大赛”银奖，出版《马天戈山水画选》。

名士符璋早在1927年的《公禺印谱序》中说：“盖永嘉马氏自清嘉道以来，以诗文书画金石世其家殆二百余年。香霞拔翠，蔚霞解元，梯如孝廉，兰笙明经（贡生的尊称），皆有声于时。逮孟容、公愚发扬而光大之，家学之盛，一时殆无伦比……”在马氏医学世家中走出如此之多学有所成的古琴演奏家、书画家、金石家、文字学家、诗人、散文诗作家、文艺理论家、小说家，世代绵长，书香不绝，又成了一个文化世家，形成了我国独特的医读文化现象。

无独有偶，在《走进世纪文化名门——影响中国百年的文化世家》的22个家族中，还有2个家族的祖辈行医，其一是父亲为乡村中医、地主的章士钊，其一是祖父、父亲均是中医的严复。名门之家出自中医者，竟占其中七分之一，这与中医在全国人口中的比率来算，是一个很高的数字。

中医世家为何会与文化世家结缘？其中的原因，便是中医世家走的是与耕读文化相对应的医读文化之路。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医生仅仅占整个人口中的极少一部分。西汉《战国策·秦策三》称：“良医知病人之死生，圣主明于成败之事。”将医术高手与圣明君主相提并论，说明当时的医生地位不低。古代医生虽非权贵，但由于承担了治病救人的职责，下至民间如坊街郎中，上至朝廷如御医，相对受人爱戴和尊重，这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医生的收入通常优渥于捆绑在贫瘠土地的普通百姓，一些人可以兴屋盖宅，设馆建堂，这是他们的经济条件。宋代吴曾的《能改斋漫录》有“文正公愿为良医”文，“不为良相，愿为良医”由是而生。这说明在宋代，读书人常在仕途与医生之间做选择。“医文相通”，具有浓厚东方哲学思维的中医，文人易懂，故唐代诗人刘禹锡著《传信方》，文学家苏轼与科学家沈括集《苏沈良方》，不胜枚举。从仕途转而习医者，改良了医生队伍的知识结构，故医生大都具备一定的文化。在行医闲暇，有条件接近、学习传统文化，而且将其作为一种人生追求。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使得从中医世家中走出文化世家，而成为与耕读文化一样成功的医读文化。

在医读文化中，大部分人仍然继续生存于民间，诊病疗疾，赋诗作画。如明末傅山，虽清廷征召不就；个别人应试入宫，侍奉君侧，如陈迁，“发身科第，翰林院典籍之职，每于暑月进治，宫闱安然，御赐道扇坠、太医院金紫之位”。徽州汪氏家族，可以追溯到唐代以前，是一个贵胄，后来出过明代汪机、清代汪昂、民国汪逢春等大医家，近代又哺育出各届精英，是我国许多医读文化家族中又一个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