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医的文化精神

中国的儒学是以“人”为核心的道德文化，是以“人本”为经纬的政治伦理学说。儒学推崇的“仁”与中医“大医精诚”的根本追求同出一辙。儒家文化是儒医文化的母体。儒家文化不仅强调忧患意识，还主张积极入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历代文人的座右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人生理想，也培养出为医者深厚而浓重的对人命运的挂念与关注，一种救死扶伤的使命感与责任意识。这种价值取向造就了一代代“大医精诚”的儒医。

“儒医”是对古代中医的最高评价。他们不仅以丰富的学术著作立起了医学理论的一座又一座丰碑，而且以丰富的儒学修养构建了渊博的中医药文化传统。可以说没有儒医的参与，就没有中医药文化。

医与儒同根同源

医、儒俱崇“天”。甲骨卜辞中有“天”的概念，其后在《尚书》《诗经》《左传》《国语》及诸子著作中更是频繁出现“天”的概念。在儒家看来，“天”是道德观念和原则的本原，“天人合一”乃是自然规律的外现。人类修行的目的便是去除外界欲望的蒙蔽，“求其放心”，以达到一种自觉地履行道德原则的境界，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热爱生命，热爱自然，能够领会所有生命的语言，时时处处感受到生命的存在，与大自然的旋律交融相和、和谐共存，这就是“天人合一”。季羡林先生说：“天人合一论，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易经》谓：“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儒学的这些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医基本理论，以致历代名医都认为“万物悉备，莫贵于人”。

医、儒俱倡“仁”。“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结晶，也是医德的核心。《论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儒家称医学为“仁术”。仁是德的表现，是对人的体贴、关心、怜悯和帮助，历代名医都把“仁”作为行医的前提和出发点。唐代孙思邈首先提出了“仁爱救人”的医德基本原则：“凡大医治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清代吴鞠通在《医医病书》中说：“天下万事，莫不成于才，莫不统于德，无才固不足以成德，无德以统才，则才为跋扈之才，实则以败，断无以成。”

医、儒俱重“德”。关于“德”，《论语·为政》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德的观念对中医学影响非常深。“为天地立心”，使生之为人，秉具博爱济众，廓然大公。近儒马一浮先生总结历代名医的恻隐之心为：“学者之事，莫要于识仁求仁，好仁恶不仁，能如此，乃是为天地立心。”“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无数中医人的大医精诚、医德医风、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等都是对仁与德的崇尚。仁、德自古以来就是中医的重要价值取向，修德与仁的思想使中医学至今绽放着耀人的光芒。

《中庸》谓：“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医的最高境界就是致中和。中和，以平为期，以和为重。“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中医学所阐明的“阴阳和合”“阴平阳秘”的基本思想正是儒家致中和思想的最佳体现。

儒医群芳谱是中医发展主干

徐春甫在《古今医统·儒医》中说：“儒识礼义，医知损益。礼义之不修，昧孔孟之教，损害不分，害生民之命。儒与医岂可轻哉？”《宋会要辑稿》谓：“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

中医历来奉仲景为医圣。张仲景官拜长沙太守，是州郡最高行政长官。宋朝校正《伤寒论·序》时引用唐代甘伯宗《名医录》话说：“张仲景，《汉书》无传，见《名医录》云：南阳人，名机，仲景乃其字也。举孝廉，官至长沙太守。始受术于同郡张伯祖。时人言，识用精微，过其师。所著论，其言精而奥，其法简而详，非浅闻寡见者所能及。”由是可知张仲景集儒者、官者、医者为一身。张仲景是儒医的鼻祖，其著作《伤寒杂病论》是中医临床的经典。张从正说：“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 从文法上看，仲景是真正亦儒亦医的大家，他在《伤寒论》中运用了大量形象、精练、准确的词汇和修辞手段，形象描写了证候和症状的特点。其娴熟地运用叠音词、排比句，功底甚深，医理精湛而又情境宛然。

许多人说“儒医”起于宋代，其实在宋朝之前儒者通医之人甚多。汉代《史记》中记载了许多早期的儒家医学思想。《史记》中记载的《扁鹊仓公列传》为中医儒家在正史中争得一席，也为后世文史著作撰写医学家传记做出示范。

魏晋三国时期许多文学家、儒者也都是医儒兼通之人。嵇康是中国文学史上“竹林七贤”的精神领袖，他力倡玄学新风，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工诗善文，其作风格清俊。嵇康著有《养生论》，是中国中医养生史上第一篇全面、系统的养生专论。

唐代大医孙思邈博涉经史百家学术，熟通佛典。孙氏著有《千金要方》《千金翼方》等书，同时题名为孙思邈的著作有近70种，据考证其中近三十种左右肯定为孙氏所著。明代王肯堂和清代张璐都认为继张仲景之后，唯有孙思邈的《千金方》可与仲景诸书颉顽上下。

唐代著名儒医王冰平素钻研医学，历时12年注释9卷本《黄帝内经素问》。王冰所著还有《玄珠密语》《元和纪用经》等。其对医学理论具有独到见解，许多理论为历代医家所遵奉。唐代还有许多著名的文学家都精通医理，如王勃、李白、杜甫、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等。王勃说：“为人子不知医，不足以为孝。”王勃撰有《医语纂要》，开中医医话之先河，并作《黄帝八十一难经序》。中兴名臣狄仁杰“善医，尤擅针术”。唐河中晋、绛、慈、隰节度使李听“好方书，择其验者，题于帷帟，墙屋皆满”。诗圣杜甫不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同时也是一位辛勤躬耕在田野上的药农，他的诗多次写决明、栀子、女萝、丁香等中药。

唐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刘禹锡自幼体弱多病，深感医药学对健体强身、济世救人的重要性。于是他从当地名医的家中借来《素问》《药对》《小品方》等医药学的典籍伏案攻读。经过30多年的研读和临证，刘禹锡不仅“其术足以自卫”，而且族人门生有疾，经他处方用药后均获良效。在大诗人白居易的诗篇中有不少是论及到病因、病机及脉诊的，其《病气》诗云：“自知气发每因情，情在何由气得平？若问病根深与浅，此身应与病齐生。”这与《内经》所说的气为百病之母，因气致病的理论是一致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的《滕王阁序》文耀古今。除了诗歌外，王勃还是一位名医，他潜心攻读医学，撰写过《医语撰要》。

宋代杰出的医家甚多，其中尤以朱肱、钱乙、宋慈、王惟一、许叔微为最。

朱肱（1050~1125年）的主要著作是《活人书》，原名《伤寒百问》，又名《南阳活人书》《类证活人书》《无求子活人书》等。朱肱学宗仲景，参合各家，对仲景学术有颇多发挥，是《伤寒论》研究早期较有影响的医家之一。其憾于“仲景证多而药少”，采取后代诸方补而备之，对《伤寒论》的整理和阐释有重要的贡献。

钱乙（1032~1117年），字仲阳，北宋医学家，翰林医学士，曾任太医院丞。其所著《小儿药证直诀》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儿科专著，第一次系统地总结了对小儿的辨证施治法，使儿科自此发展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后人视之为儿科的经典著作，把钱乙尊称为“儿科之圣”“幼科之鼻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钱乙幼科冠绝一代”，言不为过。

宋慈（1186~1249年），南宋杰出的法医学家，被称为“法医学之父”，著有《洗冤集录》，于公元1235年开创了“法医鉴定学”。王惟一（987~1067年），北宋医家。天圣四年（1026年），王惟一奉诏竭心，考订针灸著作。于天圣五年(1927)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并撰针灸著作遂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许叔微（1079~1154年），翰林学士，成年后发愤钻研医学，活人甚众。许叔微所著《普济本事方》采方简要、理论清晰，有很高的实用价值。

明代医家汪机（1463~1539年），少时勤攻经史，后因母长期患病，其父多方医治无效，遂抛弃科举功名之心，随父学医。他努力钻研诸家医学经典，取各家之长，融会贯通，其《伤寒选录》《运气易览》《续素问钞》《针灸问对》《脉决刊误集》《推求师意》《外科理例》《痘治理辩》《本草会编》《医读》《内经补注》等影响深远。明代医家薛己（1487~1559年），幼承家训，精研医术，兼通内、外、妇、儿各科，名著一时，曾为太医院医士。薛己治学极为刻苦，论著很多，除自著的《外科枢要》《内科摘要》《女科撮要》《疠疡机要》《正体类要》《口齿类要》之外，还有校订书数十种。明代名医杨继洲（1522~1620年），幼业举，因厄于有司，由儒入医。杨继洲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被选任侍医，隆庆三年(1568)进太医院圣济殿，直至万历，三朝任医官达46年，医迹遍及闽、苏、冀、鲁、豫、晋等地。在家传《卫生针灸玄机秘要》的基础上，杨继洲博采众书，参以已验，编成《针灸大成》。明代著名药物学家李时珍（1518~1593年），原系楚王府奉祠正、皇家太医院判，去世后明朝廷敕封为“文林郎”。此外，张介宾、傅青主、王肯堂、吴昆、缪希雍等都是由儒入医、著作等身的一代名医。

清代汪昂的《汤头歌诀》《医方集解》，陈念祖的《医学三字经》《时方歌括》等，均由亦儒亦医者著述。还有程钟龄、黄元御、吴鞠通、王孟英、唐容川、恽铁樵、丁甘仁、萧龙友、汪逢春等，尤其是近现代儒医的杰出代表如岳美中、秦伯未、程门雪、裘沛然、张灿玾等，他们的亦儒亦医成就为人所共仰。

儒医发展的主线构架起整个中医学发展的经脉。儒医文化让中医学具有穿越数千年的魅力。唯有对儒医文化不懈追求才使中国人始终葆有中医学根基，进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为中华民族繁衍贡献力量。儒医文化不仅构成了中医学史上蔚为壮观的儒医群芳谱，还形成了中医学的学术渊薮、学术家园和学说体系的主干。

儒医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

当代儒学的振兴与建构大致有5个发展时期，即原始儒学、原典儒学、汉唐经学、四朝理学、当代儒学。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就能做到“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早已认识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儒医在这5个时期中也颇受影响。中医学具有开放胸襟及强劲生命力，在发展中呈现出经世致用和与时俱进的显著特点。因胸襟开阔，善于吸收诸多异质文化之优长，为我所有，为我所用，并且能够与各个时代相融相合，为各个时代服务，才有了今天的历久弥新与绵延不绝。

硏究儒医思想在任何时代都回避不了对儒医原始经典的诠释，弄清了 “原”，才能够对历史长河中不同诠释者的著作进行厘定、鉴别，进而分清哪些是诠释者个人独有的，哪些是时代共性的。对儒医经典的深入研究以及多视角、多层面的探讨，再加上细致的梳理，能够把握儒医思想的基点、经脉及核心。这个核心，以及围绕着核心的种种文化形态历代都在演变，演变过程中又出现很多新的学说和流派。

“知行合一”是儒学品格中的一个要点，在儒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知行合一”精神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科学务实的思维方法和精神动力，有助于在新形势下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

人类的历史总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的过程，常常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要回归过去。“回归”是反思、回味，是再从先人那里吸吮民族的营养。现在儒学和儒医研究的回归是历史的必然，虽然现在还是点滴星火，但必然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