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医费人有“庸医费人”和“明医费己”两种解释

“学医费人”是出自蜀地的谚语。北宋苏轼应张希元之请作《墨宝堂记》，其中提到：“余蜀人也，蜀之谚曰：‘学书者纸费，学医者人费。’”谚语本就有一定的流传度，再加上大文豪苏轼的传播，影响力就更大了。“学医费人”从字面解释，“费”人就是“害”人，意思就是医生的失治、误治会枉费一些人的性命和健康；从引申义来讲，“费”即“耗”，是说学医是一件很耗费医者的事。因此，学医费人有“庸医费人”和“明医费己”两种解释。

庸医费人

日本医家高森正因解读说：“医误药几十遭，然后困心焦虑，得以成良医之名。”客观地说，在初业医者甚至行医多年的名医身上都是不可避免的。医者按医术有三六九等之分，到了“费人”的程度，当属粗工、庸医。所谓“庸医杀人不用刀”。中医史上有一件庸医费人事件，就和苏轼有一定关系。

宋代元丰年间苏轼被贬黄州，时逢当地瘟疫流行。苏轼故人巢谷用所藏秘方救人无数。苏轼求方于巢氏，得方之后又传给了当时著名的医家庞安时。苏轼希望能借助庞氏的医名和著述将方子传播出去，惠及世人。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中收录了该方，并记述曰：“此方苏子瞻《尚书》所传。”苏轼在自己的著述中也将之公之于世，推而广之。

这首神秘的方子，叫“圣散子方”，由高良姜、白术、白芍等20余味中药组成。到了宋哲宗时，苏轼做了杭州太守，又恰逢疫病流行，圣散子方再建奇功，杭州民众“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苏东坡两次亲历圣散子的奇效，对此方推崇备至，在方后写道：“用圣散子者，一切不问，阴阳二感，或男子女人相易......连服取瘥......药性小热，而阳毒发狂之类，入口便觉清凉，此药殆不可以常理而诘也。若时疫流行，不问老少良贱，平旦辄煮一釜，各饮一盏，则时气不入。平居无事，空腹一服，则饮食快美，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具，卫家之宝也。”

苏东坡以“一切不问”、“不可以常理而诘”、“不问老少良贱”来论方，其认识可谓粗浅，问题也随之而来。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宣和间（宋徽宗年间），此药（圣散子）盛行于京师，太学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医顿废之。”在宋人陈无择的《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以及明代医家俞弁《续医说·第三卷·圣散子方》中，都提到了宋末辛未年时瘟疫流行，服圣散子被害者“不可胜数”的悲惨局面。此外，俞弁还清楚地记载了圣散子方在明代的一次应用：“弘治癸丑年，吴中疫疠大作，吴邑令孙磐，令医人修合圣散子遍施街衢，并以其方刊行，病者服之，十无一生。”

圣散子方，从“百不失一”“活人无数”到“十无一生”“杀人无数”不过几十年时间。有人将矛头指向了苏轼。苏轼对圣散子方的传承和推广是值得肯定的，但对圣散子方推崇过度，以“一切不问”的武断方式来传播，则是过犹不及。然而苏东坡毕竟不是中医，那些不求病因、不做辨证，以寒疫之方误施于温疫的“粗工”，才是“费人”的刽子手。庞安时在《伤寒总病论》一书中将圣散子方放在了“卷第四·时行寒疫论·时行寒疫治法”条下，可见其对此方应用是有清醒地认识的。或许是出于对苏轼的尊重，庞氏直接把苏的序言一并载入，既没有纠正苏轼的错误，也未加入己论。这就导致那些被苏轼的盛名蒙了心智的粗工，将圣散子方变成了杀人的利器，何其悲哀！

此类事件，绝非孤案，尤其在疫病流行之时，死于粗工之手者并不鲜见。清代温病大家吴鞠通在《温病条辨·自序》中写道：“癸丑岁，都下温疫大行，诸友强起瑭治之，大抵已成坏病，幸存活数十人，其死于世俗之手者，不可胜数。”庸医费人，有几种常见的类型。

其一，疫病类比较暴烈的疾患，药误犹如火上浇油，病势汹汹，最易害人。

其二，病势危重者，小误即能生变，从而贻误生机。王孟英《回春录·一、内科·暑温》载有一案：“王子与，病革，始延孟英视之，曰：阴虚之质，暑热胶锢，殆误投补药矣。乃叔少洪云：侄素孱弱，医投熟地等药十余剂耳。孟英曰：暑热证，必看邪到血分，始可议用生地，何初病即进熟地？岂仅知禀赋之虚，而未睹外来之疾耶？昔贤治暑，但申表散温补之戒，讵料今人于律外更犯滋腻之辜，而一误致此，略无悔悟，不啻如油入面，如漆投胶，将何法以挽回哉？越日果卒。”禀赋素虚，患温发热，粗工滋补误投，一误致命。

其三，就是峻猛、急暴之剂误用，往往势急难救。徐灵胎在《医学源流论·卷上·方药》有“热药误人最烈论”一说：“大热大燥之药，则杀人为最烈。盖热性之药，往往有毒；又阳性急暴，一入脏腑，则血涌气升。若其人之阴气本虚，或当天时酷暑，或其人伤暑伤热，一投热剂，两火相争，目赤便闭，舌燥齿干，口渴心烦，肌裂神躁，种种恶候，一时俱发。医者及病家俱不察，或云更宜引火归元，或云此是阴证，当加重其热药，而佐以大补之品。其人七窍皆血，呼号宛转，状如服毒而死。”

其四，长时间滥用补药，变成败坏之证。中医养生、治病，有一个根本原则，就是“补偏救弊，调和脏腑”。曾几何时，病人、医者有好用温补者，害人不浅。《辨证录·序》里提到：“可骇者，不论其人之形气与天行之节候、致病之根源，而擅用桂、附、人参，以为能用贵药者为通方、为老手，而不知杀人于三指，而卒不自认其罪者，莫若此等庸医之甚也。余抚粤未及三载，而闻医之杀人者不可数计，殊悯粤人之甘心送命于庸医而不自知也。”这种错误多发生在富贵膏粱之家，病人喜服贵药、补药，而庸医也往往迎合，殊不知药不对症，参茸也是毒药！

其五，庸医藏拙，用药不求因、不辨证，用不痛不痒的稳当方药，日久病情迁延、深入，以至于不治。《市隐庐医学杂著·苦口婆心语》就指出了这样一种不良现象：“对病发药。然则，药之当中乎病也，明矣。夫病有寒热虚实，即药有温凉攻补，汗吐和下。苟中乎病，病自去矣。从未有不究病因，不问病状，而概以不着痛痒，无甚寒温之笼统十数药，一例投之，可望去病者。乃病家习闻其说，以为此稳当之方也。医者乐藏其拙，以售其欺，亦以此为稳当之方也。于是乎桑、丹、栀、豉等味，不待摇笔，而已毕集于腕下矣。不知此数味者，（病轻者可服，而亦可不服。）即不病者服之，亦无害也。倘病必以药愈者，而仅以此投之，迁延日久，使病益深，愈治愈坏，至不可起，谁执其咎！”

以上五种，为常见之误例。中医诊病有明“色脉”之精微，治病有“逆从”之道、“虚虚实实”之戒，处方用药有一定的法度和宜忌。临证之时皆当用心，才不至误诊误治。历史上有不少明医如李东垣、黄元御等皆因亲人或自身遭受“庸医费人”之害，痛定思痛之后习医而成为明医的。总之，医者操司命之责，切勿做费人之庸医！

明医费己

唐代孙思邈曾说道：“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学医绝不是读书、临证几年就能学成的。孙思邈自幼聪慧，奈何“幼遭风冷，屡造医门”，以至于倾尽家产。于是孙思邈在十八岁时志于学医，直至“白首之年，未尝释卷”，被后人尊称为“药王”。他在《备急千金要方》中告诉我们如何能成为大医：“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并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殒。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钻研，始可与言于医道者矣。”

为“大医”，首先要在医术方面有所造诣。需钻研经典和历代名家经方，得其真要；同时还需要精熟《周易》等书。另外，一定要涉猎群书、广播见识，知仁义之道、古今之事、慈悲喜舍之德、自然之大道。至于五行休王之说以及七曜周旋的奥理，也须当探索。应了那句“才不近仙者不能为医”。

另外，欲为大医者，在道德、形神等方面也应有很高的追求。药王孙思邈还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论大医精诚”，从为医之心、为医之体、为医之法等方面诠释了如何做一个“精诚”的大医。

大医“习业”“精诚”之难如此，但这正是对于医者的激励。历史上名医代出，哪个不是殚精竭虑、积学有年、勤于诊务的呢？清代温病大家叶天士出生于中医世家，在浓厚的医学氛围熏陶下，叶天士对医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是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封建社会，自幼也是以习举子业为主。叶天士14岁时，父亲病逝，家庭的支柱不在了。对于年少的叶天士来说是不幸的，然而对于习举子业的叶天士来说，这恰是一个习医的转机，不管是基于家庭责任，还是心中所向，叶天士弃儒从医了。最开始他跟随一位姓朱的父亲的门人学医，很快叶天士的天分就显露出来了，他“闻言即解，见出师上”。他以“三人行，必有我师”为信条，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遍访周边良医，如当时名家王子接、马元仪、周扬俊、张璐玉等。

据说，叶天士听闻某人善治某病，得时便虚心从师请益，据乾隆时人王友亮《叶天士小传》言：“叶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师。闻某人善治某证，即往，执弟子礼甚恭，既得其术，辄弃去，故能集众美以成名。虽其聪慧过人，然学之心苦而力勤，亦非人所能几及矣。”

清代的吴炽昌《客窗闲话·金山寺医僧》中讲述过一则叶天士拜金山寺医僧的事迹，大意是：一举人入京考赶考，经过苏州时得了感冒，服叶天士一剂药治好了。同时，叶天士也从脉象上诊出了他患有消渴症（类似于糖尿病），并预言“舍舟登陆”后必发，且无药可救，寿命最多还有一个月，劝其回家料理后事。举子心中悲戚，但在同伴的怂恿之下，还是踏上了继续赶考之路。到了江苏镇江，机缘巧合来到金山寺，遇到一位医僧。举子求诊，医僧给出了和叶天士一样的诊断。但不同的是，他给出了治疗方法——渴即以梨代茶，饥则蒸梨作膳，并预计到了京城，食过百斤病也就好了。结果的确如此。受医僧所托，举子将此事转告了叶天士。叶天士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很是惭愧，于是摘牌停业，遣散门人弟子，并放下身段，隐姓更名，投于医僧门下学习医术。

一段时间后，叶天士感觉老僧人的医术好像和自己差不多，于是再诊治疾病的时候，便请求代为立方。医僧看完处方，夸赞他的医术与大名鼎鼎的叶天士不相上下。但是叶天士对自己并不满意，因为对于消渴病的诊治，深知自己的医术还是逊于僧人的，只是差距在哪还不知道。终于，在一例虫积腹痛的垂危病人身上，叶天士找到了自己与医僧差距：砒霜用“三分”与“一钱”的差别。这看似微小的差别，在效果上却是截然不同：一是病重药轻，虫暂困，再发作时必致无药可救；一是虫死除根，永绝后患。能诊断出虫病，能开得出砒霜，但却“不知虫之大小”，用药也是药不及病。医僧指点说：“谨慎太过”。《内经》有言“有故无殒，亦无殒”。谨慎太过，也会误人性命，必须精益求精，才能万无一失。叶天士心悦诚服，坦诚以真实身份相对。医僧被其所感动，将自己珍藏的一册经验秘籍赠与了叶天士。从此以后，叶天士的医术就更加高明了。

叶天士在80岁临终时告诫他的儿子：“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借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无轻言医。”其语如棒喝，为医者不可不自警。

庸医“费人”，害人性命；明医“费己”，救人性命。子曰：“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