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梦华录》中的医药盛况

《东京梦华录》是记述北宋后期都城汴京风俗人情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成书于南宋高宗绍兴十七年（1147年）。作者孟元老生活于宋徽宗崇宁癸未年（1103年）至南宋宗建炎元年（1127年）间，曾跟随父亲在当时的都城汴京生活与游历。北宋灭亡后，南宋将都城迁至临安（今浙江杭州），跟随南渡的孟元老非常怀念在汴京20余年的生活，凭记忆记录了当时京都的繁华。

此书聚焦于汴京当时的城市布局、街巷走向、民风民俗、典章制度、商品贸易等，内容丰富详尽，其中就有不少涉及到药铺经营、药材贸易等内容，通过此书能够了解到九个世纪前中医药的发展情况。

《东京梦华录》共十卷，涉及医药部分的有六卷，尤以前五卷居多，特别是《卷之三》专载《马行街北诸医铺》部分。综合本书各卷之记载，关于医药的部分可以用“早、广、多、细”等几个关键字来概括。

成立最早官方药局

北宋熙宁元年（1068年），宋神宗任用王安石进行变法，诸多变法中有一项“市易法”。该法规定药品贸易由政府控制，禁止私人经营，后于熙宁九年（1076年）首设官药局——当时叫熟药所或卖药所，集造药、卖药、管药于一体，并配有医官兼给患者诊断开方，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官药局。虽然明清两代有反复，但官药局体制直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山东官药局成立方才结束，断断续续存续了800余年，对我国中医药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官办药局分布广

由于官办药局质量有保证，价格低廉，因而短期内取得明显成效，所以“卖药所其惠甚大，当推行天下，凡有市集，务置处之。”宋徽宗崇宁年间“京城惠民局增加到5所，卖药使四方百姓受益。（蔡絛《铁围山丛谈》）。《东京梦华录》记载：“（衡）街地熟药惠民南局”“近北巷口，熟药惠民西局。”这两处的“熟药惠民南局”与“熟药惠民西局”都是根据“推行天下”这一政策设立和推广的。可以说，在当时的京城，熟药惠民局一类的官办药局是很常见的。

民办药铺多

南宋周密在《癸辛杂识》中载：“官药完成包装后，分送京城内外各局，全国共有70局。”《东京梦华录》中的记载可以与此相互验证。随着王安石变法的终结，官办药局就渐渐放开了，民办药铺在半个世纪内相继发展壮大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东京梦华录》一书中出现的有名有姓药铺就多达十余处。如刘家药铺、丑婆婆药铺、孙殿丞药铺、宋家生药铺等。书中载“自大内西廊南去……百种圆药铺”，由此可见，当时的民办药铺所售药品之广实在令人惊叹。

药物分科细

此时已经有了牙科、儿科、妇科、咽喉科等相对专业性的分工，药铺多集中在马行街一带。《东京梦华录》中载：“大骨傅药铺……两行金紫医官药铺。杜金钩家、曹家、独胜元（丸）；山水李家，口齿咽喉药；石鱼儿、班防御、银孩儿、柏郎中家，医小儿；大鞋任家，产科。其余香药铺席、官员宅舍，不欲遍记。”在马行街的两边聚集着许多药铺，包括售卖治疗骨科的药铺、卖丸药的杜金钩家和曹家，山水李家主要售口齿咽喉药，石鱼儿、班防御、银孩儿、柏郎中四家则针对小儿科，大鞋任家则聚焦于妇产科。还有李生菜小儿药、张戴花洗面药以及有道士在建隆观内东廊卖齿药等。

专设御药铺

《东京梦华录》多处提到御药铺，这些御药铺与其他药铺相杂于街巷，既表明了政府的开放心态，更表明了对药品质量的放心，所以“都人用之”（京城人都用它们）。《东京梦华录》中记载：“御药……皆由此入。”书中还记载了防御药铺、仇防御药铺等。此外，书中还多次出现“香药”字样，比如“御廊西即……香药铺。”“东去乃潘楼街……香药铺席。”这里的“香药”不是药物或药材，而是指代香料铺与中药铺。

医药服务完善

宋代医药之发达是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当时的药铺之多、营业时间之长、服务项目之多实在令人赞叹。据《东京梦华录》载，“瓦（肆）中多有货药、卖卦之类。终日居此，不觉抵暮。”“亦间或有……煎点汤茶药者，直至天明。”不仅如此，有的还提供“蜜煎香药”等服务。值得一提的是，位于寺东门街巷的宋家生药铺“铺中两壁，皆李成所画山水”。想想看，药店的两面墙上竟挂着五代宋初著名画家李成（919~967年）所作山水画，那是何等的景象。此外，当时“卖药卖卦，皆具冠带”，卖药人员都穿着专属职业装，便于职业监督。

北宋药铺及药品交易的繁荣源于当时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书载北宋“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以其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这才形成了“花阵酒池，香山药海”的盛况。在这种盛况下，北宋医药得到了极大发展，为后来编撰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打下了坚实基础，此书的分门体例、所载配方等对现在中医药发展仍有重要参考意义。这是北宋之幸，也是中医药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