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医的百年发展历史

北京，又有燕京之称。在上世纪百年中，北京的中医发展更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道路，铸就了百年北京中医发展的脉络，彰显了独特的燕京医学特点。

清末时期（1900~1911年）

上世纪初期，是光绪新政医学机构改革的10年，实质上仍沿袭元、明、清时代，太医院、御药房掌管全国医药行政、医学教育，为皇宫贵族服务，是北京独有的宫廷医学派的传承。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几经整顿改良终究无果。

政府建立官方医院是医事改革的措施之一。但进入上世纪已趋衰败，对于中医学术发展无太大的建树。由于时代环境的改变，民众的健康谱和疾病谱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京中医进入新的选择和发展时期。

中华民国时期（1912~1948年）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西方文化猛烈冲击中国本土文化，医学界形成了新旧并存，中西混杂的态势。北京中医在当时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为了生存和发展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更面临着北洋政府错误地认为“中医不科学，应当取缔。”1929年南京政府提出“废止旧医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激发了全国广大中医药界的强烈抗争。北京中医药界空前团结和积极行动，并派代表参加抗议北洋政府的“医药救亡请愿团”，经过抗争活动的洗礼，建立了北平中医公会，组织了以孔伯华、施今墨为首的“华北请愿团”，汇同全国的同道南下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相继中医考试制度也逐渐得以恢复。1929年10月29日当时政府下令核准《北平市卫生局中医士考试委员会简章》，其他有关营业章程，暂行规则等均被迫公布实施。

民国时期北京中医发展脉络主要从三方面体现：

医疗方面 虽然西医医院多于中医医院，但中医从业人数明显多于西医师（约计8:1），担负着北平地区80%以上的医疗防病任务。在传染病的防治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如杨浩如、张菊人等1911年在晋绥地区及廊坊一带组成防疫医疗队，遏制了当地瘟疫的流行。因此，在中医临床医学方面发展迅速，内、外、妇、儿、正骨等科均有杰出的医学家出现。如温病方面有袁鹤侪、汪逢春；疑难杂症方面如萧龙友、孔伯华、施今墨，其中萧、孔、施、汪还被尊称为“北京四大名医”，享誉全国。外科方面如丁庆三、段馥亭、房兴桥等名家各有千秋，另外上驷院绰班处、少林派的正骨推拿均独具风格。

教育方面 从师承家传、自学成才等传统模式，向正规化学历教育转化（名医学院派）。上世纪30年代由当时北京四大名医创办了北平国医学院（1930年）、华北国医学院（1932年），均为北京培养高级中医人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较为完整的规章制度和中医教育模式。1939年汪逢春还开办了具有继续教育性质的业余夜校“北平国医讲习所”。

科研方面 曾引进一些西方对于药用植物研究的思路和方法，进行广泛的探索。上世纪50年代在陈克恢、赵橘黄教授等科学家们的勤奋努力下，研制成功麻黄素是当时具有代表性的科研成果。

在中医药学术团体方面，也自发地成立了一些学术组织，如“北平中医学社”、同时创办《中国医药月刊》杂志，编著中医药文献；成立“中国医药研究会”，以及“北平国医职业分会”等，也曾创办过《北平医药月刊》《国医砥柱》等杂志。当时也曾开办过中医讲习所、研究班、中医诊所，在发展北京中医事业方面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医政管理方面 在中西医两个医学体系并存的前提下，建国初期的重点是中西医团结合作，目标是把中医中药知识和西医西药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医药，继承与发扬我国医药学遗产，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65年毛泽东发出“把医疗卫生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为农村开展初级医疗保健服务指明了方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中西医并重方针的指引下，北京中医发展又获得新的机遇。1978年邓小平指示：“要为中医创造良好的发展与提高的物质条件。”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又明确要“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1986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成立，1988年成立了北京中医管理局，开展了继承老中医经验和名医带徒工作，均走在全国的前列。

临床医疗方面 除了政府兴办的医疗机构外，1949~1955年个体开业、联合诊所全面开放。1956~1967年，是中医医院组建的奠基阶段，北京开始建立国家所有制的北京中医院、西苑医院、广安门医院、东直门医院、门头沟中医院等。1978~1989年，是全面发展阶段，期间新建了6所区县中医院，多数综合医院建立了中医科。中医个体开业也进入了规范化的道路。1990~2000年是持续发展与专科医院建设的新阶段，开展了医院等级的确定与示范中医院、示范中医科的建设，加强了各级中医机构的内涵建设。中医医疗机构体系已初具规模。

北京的临床医师，在学术上已具有鲜明的特点，既有师承家传派的独特技艺，又有高等院校学院派的正规学历毕业生，以及宫廷医学派的传承。总括起来，南北医家、经方派、时方派均汇集于此地。形成了多元化的局面，中西医相互采纳、包容，继承与创新交织的精彩学术气氛，孕育着燕京医学学派的成长与发展，在学术水平上居于国内前列。

中医教育方面 1949~1965年仅有陈慎吾创办的私立北平中医研究所（私立汇通中医讲习所），以及民间自发的师承教育模式等组织，比较分散。1950~1951年，北京先后创办了两所中医进修学校，开始中医进修教育（属于继续教育性质），其中北京市属的中医进修学校，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中医人才培养的摇篮。

1955年中国中医研究院首次举办了全国西医学习中医研究班，带动了北京市及全国的西学中教育。1956年及1968年卫生部颁发了《关于开展中医带徒工作的指示》和《关于继承老年中医学术经验的紧急通知》，北京市认真地贯彻这两项政策，取得显著效果，曾在全国中医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另外还开办过中医中专学校及中医护士学校等。

1977~2000年恢复高考制度，北京中医学院（后改名为北京中医药大学）恢复正常工作，北京第二医学院和北京市中医学校联合举办了一届中医本科班。1978年11月北京中医学院分院成立，曾更名为北京联合大学中医药学院（2001年并入首都医科大学），均为北京培养了大量高级中医药人才。1977年中医研究院首次举办了中医研究生班，招收硕士生。1983年和1985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随后又建立了博士后流动站。北京基本上形成较为完善的中医教育体系，培养了大批各级、各类中医药人才。

中医科研发面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较为突出的是协和医学院药理室、北平研究院药物研究所、北京大学医学院中药研究所等一大批科学研究单位，奠定了中医药的科研基础，成为中医药学研究的先驱。

1954年6月毛泽东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派好的西医学习中医，共同参加研究工作。”1955年卫生部直属中医研究院成立，标志着中医科研地位的确立。1959年中医药科研工作列入我国12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1959年10月，北京市中医研究所成立，也成为卫生部在全国建立的科研基地之一。

1977～1985年，中医科研选题已从中药临床扩大到中医诊断、针灸、仪器等多学科，从多侧面多方向入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又有部分企业创办民办中医科研机构，各级政府坚持“中西医并重，发展中医药”的方针，加强对中医药科研工作的宏观管理，改变了以往重临床轻基础研究的状况。在心脑血管病、脾胃病、肝病、多脏器功能衰竭、恶性肿瘤、皮科、针麻以及青蒿素、人工麝香等研究方面均取得突出的成绩。北京基本上已成为中医药科研机构密集、设备齐全、科研队伍完备、人才济济的城市。各大中医院校也承担了多项科研任务，形成了多个中医药科研的“国家队”。

中西医结合方面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边区政府也曾组建“国医研究会”等学术团体。1955年北京市第一届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研究班结业报告中，毛泽东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并强调“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发展中国的新医学。”从而北京市政府制定了相应的中西结合方针，组织西医学习中医（简称西学中），开展中西医结合研究工作，在科研队伍中以高级“西学中”为骨干，在诸多名老中医亲自参加与指导下，先后取得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科研成果。

由于北京地理区位的优势，中外学术交流的活动日益频繁，大批科研成果不仅在国内起到巨大的影响，在国际学术交流上也是主要的窗口。1981年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成立（后改名为中西医结合学会），形成了全国中西医结合学术交流的系统，有力地促进了中医、中西医结合学术的发展。另外，还创立了《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中国骨伤》《中国中西医结合耳鼻喉科杂志》等，举办过多次中西医结合国际学术会议，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又培养了中西医结合硕士、博士，成为中西医结合研究的新生力量。同时也造就一批高明的理论家和知名的专家。

中医药学术团体的产生与发展 可以追溯到明代隆庆二年（1568年）由徐春莆等人发起创办的民间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清末维新派康有为等曾提出，仿西学、建学会、广人才、振中国的主张。当时由太医院组成的“北京中医学社”，民国时期日渐增多，如神州医药总会、中国针灸学研究社、中西医研究会、中西医学研究社、中国科学研究社。1947年施今墨等发起的“中国医学会”等，对于北京乃致全国中医学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中医药学出版 195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成立，开始出版一些经典名著如《黄帝内经·素问》《黄帝内经·灵枢》影印版，也出版了《黄帝内经·素问解释》等白话文语译本。以后又出版了《本草纲目》，也出版了系列高等中医教材如《中医内科学概要》等，期间有10余种相关期刊出版如《中华医史杂志》《中医杂志》《北京中医》等，1981年之后《中医杂志》又创办了6种外文版式。1989年《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