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堂为何刊药目

现存的知名中药商号大都由当初店铺（前店后厂）发展而来，这些商号分别刻刊了自己的药目。 查阅史料，现存较早的药目有《同仁堂药目》（康熙四十五年）、《永安堂药目》（乾隆九年）、《胡庆余堂丸散膏丹全集》（光绪三年）、《达仁堂药目》（1913年）、《宏济堂药目》（1923年）……这些知名中药商号为何要刊刻“药目”呢？

笔者收藏有早期版本的《永安堂药目》《同仁堂药目》《宏济堂药目》等，其中就有关于刊刻药目方面的信息。如《宏济堂药目》中有一篇创始人乐镜宇撰写的“自序”，其中提到，“凡业药商者，率皆刊行药目以广招来，阅之味同嚼蜡，本无之可言，然舍此则药剂名称繁不足以俾众周知，以遍购置者之应用……”，“为之媒介于其间，则为之交易者有所适从，商业亦因而展布，此则本堂药目一卷之所以由作也”，“然阅者得是编而次第求之，则亦如按图所骥，庶乎其不差矣。

对普通百姓来讲，药品专业性很强，很难熟知每个配方、特性、服用等，药目则系统地对古方、民间验方、宫廷秘方、祖传秘方等进行整理，以传统的丸散膏丹为主，以药酒等为辅，对配方的适应症状、主治功效、用量等明确描述，是一种推介说明书，直接目的是为了方便病人选方用药。药目在客观上便利了消费者，并借此保留了一批重要配方，主观上则是本堂商号的一种宣传。刊刻药目是行业惯例，当时发行量较大，但现在遗存较少，早期刻版的“药目”已成收藏界新宠。

药目的五个特点

反复阅读这些内涵丰富“药目”，可以解读出许多有价值的信息。

其一，商号命名颇有讲究，内涵吉祥。知名商号所选择的字多出自古籍，蕴含吉祥，或拙而朴，或公而雅。“同仁”源于《易经》，意为“和同于人，宽广无私”；“宏济”则寓“宏业济民”之意；“庆仁”则取“庆有延年益寿，仁心普济万方”之意；“万全”则由名联“万国称扬誉广三千界，全球敬仰名垂五百年”藏头组成；《永安堂药目序》则点明“本堂实与名副，财以道生”；千芝堂的店名取自本店的一本药目，内有明确记述……这些商号汲取了中国文化基因，有着深厚的人文精神，构成了传统中医药文化的精髓，历久弥香。

其二，书目是一段历史时期多种工艺的凝结。这些“药目”采用线装模式，木板雕刻，宣纸或毛边纸，繁体竖排，读时由上而下，由右往左，页码编号位于左侧中下部，由右而左依次增大。虽然纸页发黄变脆，虫咬浸泡缺角，但订线依然结实，摊开张合自如，在传递古色古香、浓厚典雅文化气息的同时，更体现着一种独特的艺术魅力，是当时出版技术、印刷水平、造纸工艺、书写雕刻的缩影。

其三，扉页印有药目名称店址用于“打假”。“庆仁堂药目”正下方印有小“北京崇门外大街路”，“达仁堂药目”右侧印有“开设北京正阳门外大栅栏西头路南五十五号”，“宏济堂药目”印有“开设山东省垣抚院东大街路北”……附上详细店址或专门注明“别无分店”绝非多余，而是基于“打假”的考虑，属刻意为之。

这些商号注重药材原产地，遵古修合炮制，质量过硬，名声昭彰。永安堂老掌柜杨周臣曾说，“监制者责任重大，终日督饬，唯恐疏漏，虽神疲力竭，亦弗敢稍懈。”同仁堂坚持“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的古训。宏济堂则坚持“药材选购”，不是一等货不要，产地不是最佳的不要，非药用部分不要等。

正因为这些名堂“选料精纯，配剂详慎”，才出现了“乃有无耻之徒，偷刻本堂门票，造做假药药串客店、会馆，谬称其药自堂盗出，减价骗人”的事件，因而强调“本堂……多历年所并无分店在外”，“务请到本堂当面交易，或托亲友代买亦须枉驾到铺。”（《同仁堂药目》）。在药目中明确说明店址，强调只此一家正宗，别无分店，就显得尤其重要——《同仁堂药目》还保存了清代官府有关惩办制造假药骗人的重要史料。

其四，药目分门列种，信息丰富。《庆仁堂药目》列16门、658种方剂，《永安堂药目》列11门、373种配方，《同仁堂药目》列15门、487种配方，《宏济堂药目》列15门、510种配方，《千芝堂药目》13列存泻痢、小儿、伤寒痰嗽等药目13门……各门下又有小目录，载有各种药品名称、疗效及适应病症，便于检索。对比发现，虽然“药目”分门数量不同，但分类依据相似，基本都按照风痰伤寒、诸火暑湿、补益虚损、脾胃泄泻、痰饮咳嗽、眼目口齿、饮食气滞、妇女小儿等，与现代意义上的医院分科相仿。

这些药目中除各自家传秘方、民间验方外，《同仁堂药目》和《宏济堂药目》还附有宫秘方以及牛黄清心丸、大活络丹、苏合香丸、安宫牛黄丸等知名中药。药目除介绍药名、症状、服药剂量，《庆仁堂药目》对用药效果亦有较详细的介绍。《永安堂药目》在每味药后还标有价格，如牛黄清心丸“每丸纹银一钱”，神仙换骨丹“每丸纹银三分”，手拈丸“每两纹银六分”等。

其五，对药目要科学辩证对待。药目保留了相当多的精华，有重要的医学、科研、文化价值，但也不乏糟粕。如同在1923年刻录的《宏济堂药目》与《同仁堂药目》（重刊）在“补遗”门下均有“保赤诚求饮”方，用于“治小儿出痘良方”，内容完全一致。其曰：

“陈茅厕坑靠粪旧砖三块……干净甜水一小盆……将砖烧透红，浸入水内片时，候泡落即提出沉净泥渣，遇有出痘小儿无论何时口渴即混此清水，随便饮之，并无臭味，较灌药甚易，小儿易愿饮此，不拘顺、险、逆三证悉能保活。此方乡村最为有益。小儿出天花时，传染甚重，或路远不及延致名医，或家贫无力购买药剂，往往辽耽误赤子性命，务望仁人将此方广传乡里，劝各家砌茅坑以备用砖，但万不可向北勿致有犯。神明则救世之功大矣，尝思凡病皆有丸药，独痘证十二天之内时时变相无定，难拘成格以立丸方，讲求多年迄无妙法，今得此方试之皆效，因刻印以广布之。”

此方因简单方便而对“乡村最为有益”，所以医家希望“仁人将此方广传乡里”，这显然考虑到了当时农村就医困难的现实，这是积极的一面。但此方在科学性上难以验证，卫生更没有保证，至于“砌茅坑以备用砖”、“万不可向北勿致有犯”则属无稽之谈，应谨慎对待。

中医药之所以生生不息，是因为它与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融为一体，药典、古籍、验方、药目等都是中医药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去整理、挖掘、辨析和传承，如是，则善莫大焉，受益者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