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至清代 中医膏方的发展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对膏药的制作作了详尽的说明，提出以治病的需求来确定剂型和给药途径的理论。《本草经集注》指出“又疾有宜服丸者，宜服散者，宜服汤者，宜服酒者，宜服膏煎者，亦兼参用，察病之源，以为其制耳”，并规定了汤、丸、散、膏、药酒的制作常规等。较详细地阐述明了制膏的几大要点：首先尽量浸取药的有效成分，煎煮时间相对要长，并用猪脂为粘稠收膏剂。另外还指出，若膏剂在内服同时可以外敷的话。可将制膏的药渣用来外敷病处，以尽药力而不浪费。这些论述可以说为现代制膏工艺奠定了基础。

唐宋时期，朝廷也开始重视并组织编写医方药书，使得中医膏方的加工和应用逐渐发展。膏方已由治疗向滋补强身、养生的方向延伸。并大多以“煎”冠名。如唐代的官修本草《新修本草》、《备急干金要方》等书中膏方的记载已不鲜见。“杏仁煎”、“地黄煎”、“枸杞煎”即为当时一些补虚康复、养生的膏方。在王焘的《外台秘要》卷三十一载“古今诸家煎方六首”如鹿角胶煎，蒜煎方，实际上同现代的膏方，均被用作滋补强壮剂。而《外台秘要》卷三十一载的“古今诸家膏方四首”既有内服也有外用。这时期，大多医家们把外敷药膏称为“膏”，将内服膏剂称为“煎”。当时的“煎”和“膏”是有一定区别的。

宋金元时期，无论滋补还是治疗所用，膏和煎已不刻意区分，膏方的叫法由“煎”逐渐向“膏”过度，并以内服为主。如《洪氏集验方》收录的琼玉膏、宋代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也收录有治病的膏方制剂，如助胃膏、钓藤膏均为内服之膏方。金元时期，百家争鸣，医家分门，流派鼎立，各擅其长。疗疾补虚的膏方也为在诸多医著中记载。如《丹溪心法》之“藕汁膏”用黄连未、生地汁、牛乳汁、白莲藕汁各一斤慢火熬制治消渴。另有《东垣试效方》之“清空膏”、《世医得效方》之“地黄膏”、“蛤蚧膏”等。在此期间，已经膏方引入食疗中，如最早的饮食卫生与营养学专著《饮膳正要》中已经提到用赤赤哈纳(即沙棘)做成膏剂的方法。

明清时代，医家大都注重血肉有情之物调补身体，认为其能“延年益寿。填精补髓，发白变黑．返老还童”。膏方的制作方法煎汁、浓缩、加糖蜜或胶类收膏，已成为大家的共识。这时期膏方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已从药用延伸到膳食调养，如明代《御制饮膳调养指南》，用人参、生地、茯苓、蜂蜜制“琼玉膏”，用枸杞子制“金髓煎”，用天门冬制“天门冬膏”等，均规定以“慢火熬成膏”，对清代膏方的进一步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到了清代，膏方已成为临床治疗疾病的常用手段，广泛应用于内、外、妇、儿科。其中许多膏方沿用至今，如《本草纲目》中的益母草膏、《寿世保元》中的茯苓膏等。但膏药的理论，治病疗疾的机理，尚未系统总结整理。直到清代吴尚先才系统地进行了总结，而《理瀹骈文》，是当时颇有代表性的膏方专著。书中对膏方的治病机理、应用方法，尤其在制备工艺上均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和较完整的总结，他在《理瀹骈文》一书中说：“今人但知痞癖用膏，风痹用膏，而不知一切脏腑之病皆可用膏。余积数十年之经验，统会前人用药之旨，阅历十年，施送数万人，深知其效，故不惜为后告”。

清代上至宫廷御用下至民间滋补养生，用膏方补养之风盛行于世。《清太医院配方》、《慈禧光绪医方选议》、《寿世保元》、《医宗金鉴》等书中对于膏方的记载都很多。膏方在清廷中的运用的面广、数量多，这可从《慈禧光绪医方选议》一书中窥见一斑。此书中有用于保健抗衰老的菊花延龄膏、用于补益的扶元和中膏和扶元益阴膏、用于调治脏腑的润肺和肝膏、理脾调中的化湿膏以及用于治眼病的明目延龄膏等。晚清的《张聿青医案》中列有膏方专卷，反映了当时膏方的盛行和医家对其重视的程度，为膏方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