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医圣的千古美谈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汉族，东汉涅阳县（今河南邓州市穰东镇）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

自隋唐以后，张仲景著作远播海外，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享有盛誉。千百年来，仲景学说一直是中医的理论基础，被中外医学者赞颂为“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

张仲景在与伤寒大疫的搏斗中，在挽救民众危亡的活动中，树立了崇高的医德，冶炼了精湛的医术，最后完成了垂法千古的医经。

张仲景尤其以爱人知人救危扶厄的济世理念；处处为病人着想的高尚医德和坚决反对巫术、庸医的斗争精神，而受到广大人民的爱戴和崇敬。

爱人知人 救危扶厄

张仲景在其《伤寒论》自序中明确提出“而进不能爱人知人，退不能爱身知已，遇灾值祸，身居厄地，蒙蒙昧昧，蠢若游魂，哀乎……”了解人，爱护人，尊重人是张仲景以人为本思想的真正体现。

张仲景对人民饱含深情。他虽然做了长沙太守，但淡于利禄，鄙视荣势，憎恶官场角逐。他在“自序”中说“怪当今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药，精究方术，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但竟逐荣势，企踵权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务……”他在这种“举世昏迷”的社会里，毅然树起“仁术济世”的思想，时刻不忘救贫贱之厄。

按照封建社会的规定，做官的为了维护尊严，一不能私入民宅，二不能随便和民众接触。为救治民病，张仲景想出了“大堂诊病”的办法，他择定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两天为诊病日。值时，衙门大开，张仲景坐在公堂上为民众诊治疾病。

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使官和民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而张仲景居然在公堂上“救贫贱之厄”，果敢冲破了“礼不下庶人”的戒律，做到了一个医生对民众的同情和对病人的高度责任感。从而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千古美谈。

为纪念张仲景大堂诊病的业绩，后来的中药房多冠以“堂”，如北京的“同仁堂”，湖南的“九芝堂”等。同时，人们尊称在药铺里给民众诊病的医生为“坐堂医生”。

处处为病人着想

忠诚于人民的健康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医疗道德的基本原则。我们今天的优秀医德，正是在继承前人精神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伤寒杂病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张仲景在行医治病的生涯中“处处为病人着想”的崇高医师道德。

精心诊断、细心观察

张仲景的《伤寒论》被称为“中医之魂”，创立了“辨证论治”的原则，“证”是病人的客观存在，有了“证”才能辨明原因，确定治法和运用方剂。张仲景在《伤寒论》中就指出了千余个病症，同时明确了主证、兼证、变证和夹杂症。这些都是仲景在充分运用“望、闻、问、切”以后得来的宝贵信息，有些“证候”和“证状”还是通过与病人近距离的临床观察而获取的。

如《伤寒论》397条原文中，涉及“汗”的字就有128处之多，有全身出汗的，有半身出汗的，有背部或腹部出汗的，有头上出汗到脖颈而止的，有自汗、盗汗、药后发汗，有微汗、多汗、大汗等。一个“汗”字就引出了《伤寒论》的两大名方——初感伤寒本身已有汗的桂枝汤，本身无汗的麻黄汤。这些精细微妙的观察辨证，既是张仲景精湛医术的写照，也体现了医圣一切为了病人的良苦用心。

处方简炼、用药精当

东汉末年，频发的战争和自然灾害，使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张仲景特别体恤民众的贫苦，他在《金匮玉函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