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金元名医--张从正

　　金代医学家（约1156-1228年）。字子和，号戴人，睢州考城（今河南兰考、睢县》。精于医理，尝入太医院任职，但不久即辞归，与当时名医麻知几、常仲明等砌磋医理，辨析奥义。甚学宗刘完素，主张攻邪，反对妄用温补，力主“邪气加诸身，攻之可也”，要祛邪正始能安。其思想主要表现在“三法六门”，即以汗、吐、下三种攻邪之法，以驾驭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邪。由于善用攻邪之法疗病，故后世称之为“攻下派”之代表。然其治病亦主张辨证论治，而非一味妄攻，攻邪有其适应症，也有禁忌症。邪去之后，需用饮食调补之，每能出奇制胜，如其据《内经》“惊者平之”之训，以木棒敲击木几之响声治惊恐得病2例，亦一种心理疗法。所著有《儒门事亲》，乃其代表作也。此外，尚有《三复指迷》、《子和心法》、《汗吐下法》、《秘传奇方》等。

在学术上，张从正精于《内经》、《难经》、《伤寒》，同时也提出了“古方不能尽愈今病”的著名论点。张从正对于疾病的认识很有独到见解。他认为治病应着重祛邪，祛邪就是补正，不能因害怕使用攻下药而一味用补，因而创立了独特的“汗、吐、下”攻下法，并能运用自如，治好病人无数。所谓的“汗、吐、下”三法，并非单纯的发汗、呕吐、泄下三种具体治法，而是分别代表着三类驱邪外出的途径。汗法，是指用药发汗，以及用针灸、洗熏、熨络、推拿、体操、气功等方法达到祛除表邪目的的方法；吐法，不单是指摧吐，凡豁痰、引诞、催泪、喷嚏等上行的治疗方法都属此类；下法，不单指泄下，其他像行气、通经、消积、利水等能够驱除里邪的方法亦尽属此类。因此，张从正归纳的“汗、吐、下”祛邪法，实际上是中医理论中“扶正祛邪”大法中以祛邪为主的这部分内容。而他认为先“祛邪”，才能扶正，邪去则正自安，对于实证阳证，这种方法也是非常奏效的。

他还主张治疗以食补为主，并反对乱用温热药物峻补的方法。可以说，张从正的理论是建立在刘河间的“火热论”基础上发展演化而来的。人体诸邪皆易化火，一味地温通峻补只能使人体的痰热实邪壅滞，引发更多的疾病。这种论点，实际上是针对当时社会上的不良医学风气而言的。而张从正本人也十分重视辨证论治，并非见病即攻，在治疗过程中也一定要视病人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治疗方法。尤其是年岁较高的老人，身体羸弱的儿童，都是他强调不可乱攻的对象。

张从正创立了“攻下派”，疗效颇佳，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是他医术精湛，辨证准确的见证。历来，医家对于“下品”药物的使用都十分谨慎，而他能够对于这类药物娴熟使用、准确把握和对各种病证的应对自如，足见他深通医理，熟识药性，临床经验也非常丰富。反观今天，对于中医学尚未达到一定熟练程度的初学者和年轻医生，切不可一味地模仿和追求新奇，简单而无辨证的照搬张从正的治法和方药。一旦辨证失误或者用药不慎，很容易造成医疗事故，十分危险。所谓“艺高人胆大”，这也是后世医家虽不敢尽取其方，却十分肯定张从正本人在医学上的造诣，并敬佩他的胆识和学问的原因。

张从正一生著述颇多，最著名的就是他弃官之后与学生麻知几、常仲明等共同写成的《儒门事亲》一书，书中记述了他的主要学术观点。而该书收载的文章中，有许多是辩论性的文章，像《高技常孤》、《群言难证——谤吐》、《谤三法》、《谤峻药》、《同类谤才——群口诬戴人》等。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他在学术上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因为他敢于直言当时医界妄用温补的弊端，触动了许多不学无术者的利益，因此他们嫉妒他，怨恨、围攻、嘲笑，甚至诽谤他，但他从不妥协，刚正耿直，并以精深的学识力辩群医。当时，来到张从正家中的有识之士络绎不绝，高人才子日不离门，这也是对那些庸才最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