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舌诊与脉诊发展的时间差别

《内经》有关脉诊的内容非常丰富,无论是对诊脉的方法、脉名、正常脉、病脉以及死脉的认识,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如诊脉方法有“三部九候法”、“人迎脉口诊法”、“尺寸诊法”、“寸口诊法”等等。

舌诊与脉诊虽然最早都见于《内经》但从内容和重视的程度来看,舌诊远远比不上脉诊。

《内经》有关脉诊的内容非常丰富,无论是对诊脉的方法、脉名、正常脉、病脉以及死脉的认识,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如诊脉方法有“三部九候法”、“人迎脉口诊法”、“尺寸诊法”、“寸口诊法”等等。对正常人的脉象,《素问·平人气象论篇》说:“人一呼脉再动,一吸脉亦再动,呼吸定息脉五动,闰以太息,命日平人。”《素问·三部九候论篇》说:“察九候,独小者病,独大者病,独疾者病,独迟者病,独热者病,独寒者病,独陷下者病。”说明正常人的脉象应该是一呼一吸五至,脉象应该不大不小、不迟不数,不浮不沉,即从容和缓,所谓有胃气的脉,否贝则即是病脉。对病脉,《内经》提出浮、沉、大、小、滑、涩等数十种脉名。对死脉,即真脏脉的表现亦具体指出其形象,如《素问·玉机真藏论篇》说:“真肝脉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责责然,如按琴瑟弦,真心脉至,坚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真肺脉至,大而虚,如以毛羽中人肤。真肾脉至,搏而绝,如指弹石辟辟然。真脾脉至,弱而乍数乍疏。”都是失于和缓,无胃气的脉象,故皆主死,对于反常之怪脉,《素问·大奇论篇》提出有浮合、火薪然、散叶、省客、丸泥、横格、弦缕、交漆、涌泉、颓土、悬雍、偃刀、如丸,如华等,这些脉象有的包括在后世的七怪、十怪脉中,有的已无法考证,但无疑都是反常的脉象。《难经》确定了独取寸口的诊法,这种诊法简便易行,为以后最通行的诊法。张仲景以“寸口诊法”为主,他把脉象分为阴阳两大类,如《伤寒论·辨脉法》说:“问日,脉有阴阳者,何谓也?答日,凡脉大、浮、数、动、滑,此名阳也;脉沉、涩、弱、弦、微,此名阴也;凡阴病见阳脉者生,阳病见阴脉者死。”他在《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中,各篇首都贯以“辨某某病脉证并治”可见张仲景将脉诊做为诊断疾病主要的、不可缺少的手段,说明在那个时代,就非常重视脉诊的意义了,也是诊断疾病不可缺少的方法。

重视脉诊还可以从另一方而得到证明,如《淮南子·泰族训篇》说:“所以贵扁鹊者(这里扁鹊凡指所有医生),非贵其随病而调药,贵其摩息脉血知疾之所从生也。”东汉《王符潜夫论·述赦篇》也说:“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为之方,故疾可愈,而寿可长也。”张仲景曾严厉批评那些不精心诊脉的人,说他们不可能“视死别生”,只不过是”窥管而已”。在张仲景以前,将脉诊做为主要的诊断疾病的手段已非常明确。而此时的舌诊在以上各各方面都是与脉诊无法相比的。《内经》有关舌诊的内容,只提到心病舌卷,热病舌干,舌烂,表证传里舌黄等等,虽然注意到了有些疾病可以引起舌的变化,或者说是将其作为某些疾病出现的症状,尚未就对诊舌的方法、舌名以及正常舌象、病舌等提出象脉诊那样的理论根据。《难经》有关的舌诊内容也不多,只提到厥阴气绝,可引起舌卷。张仲景虽然首先将舌与苔分开,对舌诊有很大的贡献,并亦有时将舌的变化作为辨证的条件之一,但与他对脉学的重视程度,及临床实践之应用相比较,舌诊是极其次要的。

总之,舌诊与脉诊虽然都导源于《内经》,以后《难经》、《伤寒》、《金匮要略》等都有所补充,但是无论是理论方面,还是对临床诊断的意义上,以及对疾病的预后判断,舌诊终究处于很次要的位置,而脉诊的重要性及其重视程度是无容置疑的,在诊断上尚看不出明显的结合关系。

张仲景之后,舌诊的发展仍然是缓慢的,而脉学却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首先是《脉经》的出现,将脉学推向了空前的水平,大大地提高了脉学在诊断上的地位。《脉经》的作者王叔和是西晋人,曾做过太医令,具有深博的医学理论知识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他将古代的脉象名称进行考证删节,整理成二十四种脉象,并具体说明了每一种脉象的形象,便脉象有了统一的标准,同时解决了“寸日诊法”的寸关尺的部位问题,以及两手六部所主脏腑问题,对脉象进行了分类,并对诊脉的时间和不同的人与脉的关系都进行了客观的论述。《脉经》对于脉学的发展做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在脉学系统化、规范化上迈进了一大步。但《脉经》的缺点是文义深奥,不利于广泛传播,因此到宋代出观了假借王叔和之名的《脉诀》的出现,《脉诀》的特点是诗歌性质的文体,容易咏读,通俗易懂,为初学之人所愿意接受,因此流传甚广。但其中谬误之处很多,所以它一出现,即遭到广大医家的反对,元代戴启宗著《脉诀刊误》对《脉诀》逐条加以批驳。

《脉诀》是脉学著作中的谬种,但是因为它通俗易懂,又为初学习的人愿意接受,因此没有一个同样通俗易懂的、正确的脉学著作代替它,想要阻止《脉诀》的流传是不可能的。在此期间虽然还有唐代杜光庭的《玉函经》、宋代崔嘉彦的《四言脉诀》、刘元宾的《脉诀机要》、施发的《察病借南》、元代滑寿的《诊家枢要》等脉学著作,但是这些脉学著作不是文义深奥,就是内容不够全面,因此都不能取代《脉诀》。

明代李时珍的《濒湖脉学》的出现,将脉学的成就又一次推向高潮。《濒湖脉学》不但广收,各家脉学之长,并解决了一般人读《脉经》的困难,从实际起到批判伪著王叔和《脉诀》的作用。《濒湖脉学》简明易懂,言浅义深,因此刊行以宋,大行于世,受到医学界的广泛欢迎,将它作为学习医学的必读之书。

舌脉虽然也有所发展,但仍散在于各论之中,如《脉经》、《中藏经》有关舌脉的内容,基本是沿袭《内经》而来。隋唐时期巢元方等撰的《诸病谬候论》有关舌脉的内容,较前有所增加,但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元代才出观第一部舌诊专著,即《敖氏伤寒金镜录》,此书对于舌诊学来说,虽然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无论是其理论性、系统性、以及规范化方面都与《脉经》无法比拟。但它作为诊断的方法被确定下来,尽管在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受到伤寒家的重视,却对温热学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影响,以对脉诊的冲击与结合,形成了中医学最具特色的诊断手段之一。

明清以后,温热家的兴起,舌脉学的发展进人高潮,先后刊行有关的舌脉专著,主要的有申斗垣的《伤寒观舌心法》、张诞先的《伤寒舌鉴》、傅松元的《舌胎镜志》、粱特岩的《舌鉴辨正》、刘恒瑞的《察舌辨证新法》、曹炳章的《彩图辨舌指南》、杨云峰的《临症辨舌法》、邱骏声的《国医舌诊学》等专著。解放以后,刊行的舌诊专著有,北京中医学院编著的《中医舌诊》、上海陈泽霖、陈梅芳台著的《舌诊研究》,使舌诊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它与脉学结合在一起,共同成为中医诊断学的主要方法。

总之,脉学发展到《脉经》第一次高潮的出现,至《濒湖脉学》第二次高潮的到来,这一时期,脉学在诊断上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元代《敖氏伤寒金镜录》的出现,打开了舌诊学的发展的帐幕,明清以后温热家的兴起,舌诊学的发展进人高潮,有关舌诊的编著不断涌现,但从其发展先后来看,两者具有很明显的“时间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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