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继贤

韦继贤（1895—1976），字起孟，出生于北京。民国五年（1916年），韦继贤经亲友介绍来到济南宏济堂药店当学徒，史载“先以司药为主，继则为‘坐堂医’侍诊”。也就是说，韦继贤先是在当时同仁堂少东家乐镜宇在济南开办的宏济堂药店卖药，但短时间内即成了“坐堂医”，具备了坐堂诊病的资质与能力，这不但源于他的勤奋，更与他少时就习医有关——他从北京来济南之前曾在余庆堂中药店和北京中医研究所学过中医，已有了相当的医学知识与临床基础。所以来到济南宏济堂药店后，“一面探求药理，严格掌握药物性能及应用，一面攻研医学，深明奥义”，其间还曾得到名医徐菊如、王兰斋指点而“学业日进”。

民国年间曾出现过两次影响较大的中西医之争，韦继贤均有参与。

第一次中西医之争出现在1912年，北洋政府以中西医“致难兼采”为由，在新学制中把中医排斥在教育系统之外，只提倡西医，史称“教育系统漏列中医案”。消息一出，包括北京、济南等在内的各地民众对此抗议不绝于耳。当时“神州医药总会”会长余伯陶等人联合各地同仁堂、宏济堂、西鹤年堂等组织了“医药救亡请愿团”，以求保存中医中药，但仍未能改变时任教育总长汪大燮“余决意今后废去中医，不用中药。所请立案一节，难以照准。”的决定。

当时西医东进、中医式微越发严重，在济南的情景是“西医的影响日益扩大，当时病人看西医者比看中医多三倍”（《20世纪济南文史资料文库·社会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22年韦继贤考取中医资质后便正式在济南悬壶应诊，治病救人。

1929年出现了第二次中西医之争，最近热播的《老中医》对此就有体现。这年2月，在汪精卫的支持下，主管卫生机构的余云岫、褚民谊等提出《规定旧医登记案原则》，以“中医无法证实科学性”为由提出“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史称“废止中医案”，在国民政府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议上获得通过。3月17日，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医药团体代表大会上提出“中医之真价值，决不在西医之下”，“请愿政府迅即撤消原案并惩戒提案人余岩（余云岫字岩）……广设医校医院以及一切求学术之改良进步，为民众之健康皆有具体计划。”集会引起多地中医界响应，上海、北京、济南等多家中药铺及名医给予明确支持，国民政府迫于压力撤销了此案。其间，济南多位名医均有参与，在中医药保护、传承与发展上作出了贡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韦继贤于1929年与他人合办了济南民众中医慈善医院，他担任理事兼中医部主任，以己之力推动中医药的发展。韦继贤擅治内、儿、妇科，精于瘟疫、脑炎的诊治，患者慕名而来，络绎不绝。有意思的是，若干年后韦继贤与当年曾指导过他的老师王兰斋同列民国时期山东济南“四大名医”之列，令人津津乐道。

《山东省志医药志》载，当时山东为支持中医药发展，扬优汰劣，曾于1935年成立山东省国货陈列馆医药品组，由韦继贤等5位知名人士共同审查中药157种，按质量评定分数，达70分以上者有105种，济南万年堂、济生堂、宏济堂获得特等奖状，韦继贤又在另一条战线上为中医药发展作出了贡献。新中国成立后，韦继贤1955年任山东省立中医院副院长，1962年任院长。

韦继贤于1976年去世，距今已经40余年。2003年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山东省志·人物志》中，专设“韦继贤”词条，高度概括了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