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证对应 不可误解

?张效霞先生认为，方证对应是中医学的倒退。但是，实践证明，方证对应能够治好病，并且疗效还不错。吉益东洞的古方派，曾经成为日本最具有影响力的医派就是明证。

?张效霞先生引用日本学者的文章，说汉方医家“不可能从头学起，《伤寒论》符合快、实用的要求” ——换言之，“古方”是被当成了“快餐食品”。但笔者认为，对于方证对应，需要大量的实践和经验积累才能掌握方与证之间的联系。

?对于提倡方证对应会不会导致废医存药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有证才会有方，根据症状才能处方，不会导致废医存药。

近期，山东中医药大学张效霞先生先后在《中国中医药报》“学术与临床版”发表《病皆与方相应与方证对应无关》《方与证间的基础是病机》《方证相对是中医学的倒退》等文章，一再陈述仲景《伤寒论》辨的是病机，并否定“方证相对”理论。对此，笔者有不同意见，兹述如下。

对病机分析以偏概全

张效霞先生在《病皆与方相应与方证对应无关》（2015年6月26日《中国中医药报》“学术与临床版”） 一文中举了通脉四逆汤的例子，笔者认为，其对通脉四逆汤病机的分析，以偏概全。

张效霞先生提出，“里寒外热”“内真寒而外假热”是通脉四逆汤的病机，换言之，只有“里寒外热”才能用通脉四逆汤。非也。试举一例。《伤寒论》桂枝人参汤“太阳病，外症未除，而数下之，遂协热而利，利下不止，心下痞硬，表里不解者，桂枝人参汤主之。”《类聚方广义》对此注云：“素有之里寒，携表热而下利不止，主以桂枝人参汤者，以桂枝解表，术姜蠲寒饮，止下利...。”按照张效霞的所谓“病机”逻辑，说桂枝人参汤的病机为“里寒外热”也是十分恰当的。

问题是，在临床上，如果判断病人是“里寒外热”，张先生如何处方？一概开出通脉四逆汤，还是桂枝人参汤？通脉四逆汤能不能与桂枝人参汤相互调换？张仲景什么时候教人以“里寒外热”而用通脉四逆汤了？如此用药，不啻庸医杀人；如此传道授业，不啻误人子弟；如此读仲景书者，不啻终生未入仲景之门。

张效霞先生提出的所谓病机，“就如同弩机的‘扳机点’一样，指的是疾病的根本与关键、本质与根源”“病机不是发病机理、发病机制，而是同‘弩机’，是使弓箭适时射出的重要控制机关一样，指的是‘疾病的关键点与扳机点’，而证候（症状与体征）只是‘审察病机’的依据而已。”这段话读来让人茫然不知所云。病机为什么不是发病的机理呢？这种观点让人费解。

对方证对应存在误解

关于方证对应，张效霞先生似乎也了解不多，对之充满了误解。（《方证相对是中医学的倒退》，中国中医药报，2015年8月19日）

方证对应是中医学的倒退吗？

张先生引用了香港学者的话，认为日本古方派简单地进行方证对应，现在中医界提倡“抓主证”是中医的倒退，是回到几千年前的“经验医学”，只凭经验用药，而不考虑疾病原因。首先，认为中医倒退，前提是假定中医发展一定是沿着从经验到理论的发展方向。或许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是沿着这样的路径，但对中医，却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不过是主观臆想，并且也与中医发展的现状不符。其次，中医学是以治病为目的，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科学或不科学。实践证明，方证对应能够治好病，并且疗效还不错。吉益东洞的古方派，曾经成为日本最具有影响力的医派就是明证。今天，方证对应派正在神州大地复兴，黄煌、娄绍昆即是其中的佼佼者。再次，至于说到方证对应“不考虑疾病原因”，太过绝对，方证对应的背后一定是分析了病机才确定用方用药的。经方学者还不至于机械到不顾及病机，盲目照搬的程度。

“古方”是快餐食品吗？

张先生引用日本学者的文章，说汉方医家“不可能从头学起，《伤寒论》符合快、实用的要求”——换言之，“古方”之所以走俏，是被当成了“快餐食品”。首先，作者忽视了吉益东洞对《伤寒论》进行了长时间的学习和实践，经过漫长而又艰辛的创立古方派的历史。其次，对于方证对应，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掌握的；需要大量的实践和经验积累才能掌握方与证之间的联系。再次，退一步说，如果方证对应能够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被掌握，并能用于治病，有什么不好？总比被四气五味、五运六气、奇经八脉，以及空泛玄奥的所谓病理病机折磨得死去活来，熬到白发苍苍，然后才能成才要好，还能适应社会的快节奏；也能让更多人投身于中医事业，更早地服务社会，有什么不好呢？

提倡方证对应会不会导致废医存药？

答案是否定的。道理很简单，有证才会有方，根据症状才能处方，怎么会导致废医存药？持肯定观点的人，多半对方证对应不够了解。这些人狂妄地认为，不经过各种复杂的所谓“辨证”，不把《内经》奉为圭臬，都不是中医。废医存药的危险，不是来自方证对应，而是来自对中草药的各种“现代”的、西化的应用，比如说石斛，认为铁皮石斛中所含的多糖可以增强机体免疫力，可以抗肿瘤，其中所含的鼓槌菲和毛兰素具有抗癌作用。如此用法，与方证对应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