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食同源不等于以食代药

“药食同源”是为人所熟知的一个概念，但药物与食物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却很少有人说得清楚。

药食关系与食物疗病

农耕时代以前，食物主要通过采捕获得，渔猎需要体力，采集更需要智慧。《淮南子·修务训》说：“（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

药物的出现，基于人类有意识的觅药行为，这一过程确实与觅食有关。传说，“神农”品尝了大黄的根茎，腹痛腹泻，于是将这种“叶大根黄”的植物列入有毒有害品的清单，成为传说中所遭遇的“七十毒”之一，直到有一天，部落中的某人因饮食积聚而备受煎熬，“神农”忽然想起这株能够“荡涤肠胃，推陈致新”的植物，找来给病者服下，各种不舒服霍然而愈。人类治疗史上第一种药物就此产生，“聚毒药以共医事”，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周礼》中介绍，天官冢宰之下有膳夫，总管王宫的饮食烹饪，在与膳夫平级的医师系列中有“食医”，专门“掌和王之六食、六饮、六膳、百羞、百酱、八珍之齐（同剂）”。食医的职责主要是根据当时的医学来搭配饮食，其工作性质类似于后世的营养配膳师。魏晋南北朝食物类著作甚多，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偏于膳夫庖官，以记载原料贮存、加工酿造、烹饪操作为主，乃至如祭祀等重大活动中的仪式化程序也在其中；另一类偏于食医，主要有食禁、食养、食治等三个方面，而仍然以食物禁忌为主。如《隋书·经籍志》著录之《老子禁食经》《黄帝杂饮食忌》；此外，陶弘景《养性延命录·食戒篇》也专门讨论食忌。至于以食养、食治为宗旨的专著或当以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卷二十六之“食治”为始祖。

食物治病并非唐代才有，《周礼·天官·疾医》载：“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据郑玄注：“五谷，麻、黍、稷、麦、豆也。”隋代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载：“五谷、五畜、五果、五菜，用之充饥则谓之食，以其疗病则谓之药。是以脾病宜食粳米，即其药也；用充饥虚，即为食也。故但是入口资身之物，例皆若是。”

药物与食物之间难于截然划断。《金匮要略》有当归生姜羊肉汤，治寒疝，腹中痛、里急。当归三两、生姜五两、羊肉一斤，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温服七合，日三服。《三国志·华佗传》云：“佗行道，见一人病咽塞，嗜食而不得下，家人车载欲往就医。佗闻其呻吟，驻车往视，语之曰：向来道边有卖饼家蒜齑大酢，从取三升饮之，病自当去。即如佗言，立吐蛇一枚。”对此，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序录》中说：“此盖天地间物，莫不为天地间用，触遇则会，非其主对矣。”

从《千金食治》到《食疗本草》

《千金食治》共分五篇，将本草果实、菜蔬、谷米、鸟兽部类中有关条文摘录出来，并将食忌的内容增补其中。比如茗叶条说：“茗叶，味苦、咸、酸，温，无毒。可久食，令人有力，悦志，微动气。黄帝云：不可共韭食，令人身重。”茗叶即茶叶，据《茶经》引《神农食经》云：“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又引壶居士《食忌》云：“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体重。”这些文献都可能为孙思邈参考，转录入《千金食治》。

孟诜是孙思邈的弟子，善于摄生，常以药饵为事，亦享遐龄，卒年九十三。《旧唐书》载其格言云：“若能保身养性者，常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两《唐书》皆言孟诜撰有《补养方》《必效方》各三卷，另据《嘉祐本草》引书解题，提到《食疗本草》云：“唐同州刺史孟诜撰，张鼎又补其不足者八十九种，并旧为二百二十七条，皆说食药治病之效。凡三卷。”故一般认为，孟诜所著原书名“补养方”，经张鼎增补而改名“食疗本草”。《食疗本草》的书名也大显于世。

所谓“食疗”，其实与“食治”同义。就内容来看，延续《千金食治》而有发展。以茗叶条为例，《食疗本草》云：“茗叶，利大肠，去热解痰。煮取汁，用煮粥良。又，茶主下气，除好睡，消宿食，当日成者良。蒸、捣经宿，用陈故者，即动风发气。市人有用槐、柳初生嫩芽叶杂之。”

有意思的是，《食疗本草》在很多条目下都提到南北方差异，如海藻条说：“南方人多食之，传于北人，北人食之倍生诸病，更不宜矣。”昆布条说：“海岛之人爱食，为无好菜，只食此物。服久，病亦不生。遂传说其功于北人。北人食之，病皆生。”究其原因，认为“是水土不宜尔”。杏条说：“若南方人北居，杏亦不食；北地人南住，梅乃啖多。”作者解释云：“岂不是地气郁蒸，令人烦愦，好食斯物也。”

食养、食忌、食治

除《食疗本草》外，重要的食疗著作还有唐昝殷《食医心镜》、五代陈士良《食性本草》、北宋王怀隐等《太平圣惠方》、元忽思慧《饮膳正要》、元贾铭《饮食须知》，以及明代的《食物本草》，清王士雄《随息居饮食谱》等，皆各有特点，但内容上总不超出食养、食禁、食治三个方面。

先说“食养”，这与现代营养学有一定联系，也是古代食疗表现特出的地方。如利用海藻、昆布以及动物的甲状腺（羊靥、鹿靥）之类含碘丰富的物质，治疗缺碘引起的地方性甲状腺肿（瘿瘤）；以富含维生素A的动物肝脏改善夜盲症（雀盲）病人的视力。

“食忌”大约有三种情况。一种是疾病禁忌，比如痛风病人避免食用嘌呤含量较高的食物，如豆制品、海产品；糖尿病患者应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高血压病人应该注意低钠饮食。一种是药食禁忌，比如饮茶降低铁剂的吸收，使用头孢菌素期间饮酒可能出现双硫仑反应等。古代食疗文献中，这两类食忌也有很多，其出发点古今基本一致。还有一种是食物之间的禁忌，大概就是现如今食物之间的相克。

一些食物治病在民间口耳相传，遂成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但需要大众认清的是，食物疗饥，药物治病，乃是常识；若是颠倒过来，以药丸充饥，用食物治病，则成为笑谈。一项比喻可以说明“食养”与“食治”的不同。基于不太确切的研究报告，说芹菜所含的芹菜素或许有助于控制血压，于是让高血压病人常吃芹菜，这样的建议算不得离谱；但若因此让病人停止用正规的高血压药物治疗，专门靠芹菜来降低血压，就荒谬而有害了。

何以如此呢？药与食同源而异途，食物是能够满足机体正常生理和生化能量需求，并能延续正常寿命的物质。相对于药物而言，食物对机体生理生化过程的干预极小，正因如此，长期乃至终身食用，一般不会给机体造成严重伤害；也正因如此，食物不足以改变因疾病而异常的生理生化过程，故不可能取代药物。

即使站在中医学的立场，过度强调食物疗疾，也很难做到逻辑自洽。孙思邈在《千金食治》的序论中明确承认药与食为两途，即所谓“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并指出，只是缘于药性猛烈，担心“发用乖宜，损伤处众”，所以建议医生治病，先“以食治之”，若“食疗不愈，然后命药”。但是，并没有以食疗代药疗的意思。《太平圣惠方·食治论》即秉承此旨，把食疗作为药疗的辅助。如在“食治三消（消渴、消中、消肾）诸方”的引论中说：“今以饮食调治，以助药力也。”当然，按照今天的医学观点，能被食物治愈的疾病，多数也算不得真正意义的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