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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医的起源与发展

壮医药于先秦时期开始草创萌芽,经过汉魏六朝的发展,约略于唐宋之际,已大抵形成了草药内服、外洗、熏蒸、敷贴、佩药、骨刮、角疗、灸法、挑针、金针等10多种内涵的壮医多层次结构,并逐步具有理论的雏型。

壮族作为祖国南疆一个人口众多的土著民族,是我国最早种植水稻和最先培植棉花的民族之一,高山畜牧业也较为发达。与这种物质生产活动相应的是,壮医药的逐步形成和发展。从柳州、桂林、南宁等处发掘的旧石器时代和薪石器时代的遗物中,壮族先民们所使用的工具先后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片、骨器、骨针以及陶器等,并有捕获生物及用火的遗迹。这些原始工具中,就有可供医疗用的砭石、陶针、骨针。原始时代穴居野处,由能取火进而制作陶器,渔猎熟食,有利于人体各器官特别是大脑的发育,并减少了胃肠病的发生。在生产活动中,由采集食物进而识别百药,并制造了简单的医疗工具。随着壮族地区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壮医药逐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并有所发展。

一、先秦时期的壮医药

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谓:“南方者,天地所长养,阳之盛处也,雾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故其皆致理而赤色,其病挛痹,其治宜微针。故九针者,亦从南方来”。这是汉族中医经典著作关于针刺疗法来源的直接记载。诚然,这里的“南方”不一定特指壮族地区,但应当包括壮族地区。对现存的壮医陶针的考证说明,其针型与《内经》中的九针之首(chan)最为相似,二者又与砭石最为相近。“九针”已是金属医疗工具,按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于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之间,曾有一段灿烂的陶器文化,陶针当是陶器时代的产物。可知在汉族中医“九针”形成齐备之前,由于壮族地区的地理环境、人民体质和地方病、多发病的防治需要,壮族先民已经知道在砭石的基础上,敲击陶片,使之比砭石更锋利,有目的地进行针刺治疗。陶针在壮族地区的使用,至少在战国之前就相当流行。

1985年10月,考古工作者在广西武鸣县马头乡(壮族聚居地区)西周末年古墓中,出土了两枚青铜浅刺针(其中一枚出土时已残断)。针体通长2.7厘米,针柄长2.2厘米,宽0.6厘米,厚0.1厘米,呈扁的长方形。针身短小,长仅0.5厘米,直径仅0.1厘米,锋锐利。经考证认为是二枚浅刺用的医疗用针。其锋微细,与古人对“微针”描述是一致的。广西“微针”是迄今为止在我国范围内唯一见诸报道的、年代最早的“微针”。它为研究壮医的历史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事实说明:壮族先民是最早创用针刺疗法的民族之一。

对壮族聚居的左、右江地区的古代大型岩壁画-花山岩壁画的考察表明:先秦时期壮族先民已经广泛应用气功导引、引舞疗疾的防治方法。在宁明县的一处面积约6干平方米的岩壁画上,绘制了1370多个人像。这些人像正面的多为两手上举,肘部弯曲成90°~110°。半蹲状,两膝关节亦弯成 90°~110°。侧身的人像多排列成行,两腿向后弯曲,两手向上伸张。可以说,不管是正面还是侧面图,都是一种典型的舞蹈动作或功夫动作形象,且似有首领示教。人们对于这些舞蹈动作间接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当然可以作出种种猜测和分析,但决不能忽视它的直接效果——却病强身,特别是对腰、膝、肩、肘关节肌闪的锻炼,是显然而且肯定的,岩画所用的赭红色颜料经鉴定主要为氧化铁。专家们已经有比较充分的证据,证明花山岩壁画基本上是战国时期的作品。此外,在壮族地区出土的铜鼓饰纹上,也有大量的舞蹈气功的图案。

先秦时期壮医除了针刺疗疾、舞蹈导引、按矫治病方法外,对药物也已有所认识,并积累了一些临床知识。如知道用蒿苏(即紫苏)煮螺蚌以解毒去腥;佩带某些草木母根以防病治病;某些草药内服可以减轻疲劳;某些植物有大毒不可内服,等等。但总的来说,这时的壮医药还处于萌芽和草创阶段。

二、壮族医药的形成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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