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医对蛊毒的认识

食外敷并 煎煮熏洗，都是后来壮医惯用生草药食、敷、熏、洗的开端；遗址中的 尖状器、眨 ( 片 ) 石、陶片、兽骨、兽角、骨针，又都是后世壮医常用的 针泛、角治、骨刮的起源。

长沙马王堆汉墓和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中整理发掘的古医籍 和植物标本，都有壮族地区药物。〈五十二病方〉是我国最早的医方 吊书，其中记载的药物，有较浓厚的南方色彩，如青蓄、厚朴等，还载 入壮族地区的一些常见的病症，如蛊、漆疮、蛙蚀等。这是最早记载 蛊病是壮族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权威资料。罗泊湾汉基中的植 物标本，如铁冬青、稻、粟、大麻、黄瓜、香瓜、番木瓜、葫芦、桔子、李、 梅、青杨梅、橄榄、人面果、罗浮树、金银花、花椒、姜等，有不少是 药物。反映了汉代壮族地区药物的开发利用情况。

1161 年，郑樵在〈通志〉中将医书分为 26 类，分类中设岭南方 一项，标志着壮族医药在祖国医学中的特殊地位。宋〈图经本草〉共 21 卷，载入近百种壮族地区出产的药材，大量介绍了岭南但人、土 人、山人、僚、蛮的用药经验，充分说明壮族医药的发展对中原医 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传世的〈欧希范五脏图〉是庆历间，广 西"杀戮欧希范及其党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 ( 即宜山 ) 推官吴 简皆视详为之图，以传于世"。在祖国医学文献中要算是唯一最早 的人体解剖图 ，不但对壮族医药有实际意义，同时对中原医学也有一定影响。

壮医是壮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总 结，其历史源远流长，其内容丰富多彩。壮医对好发在壮族地区蛊 病的认识也较早，在防治方面亦有较为独特的方法。

二、蛊病的源流

蛊病曾是古代壮族地区流行较广的疾病，曾严重危害壮族人民 的健康和严重威胁壮族人民的繁衍。由于壮族聚居地处亚热带，气 候炎热，多雨潮湿，高山峻岭，江河网络，草木茂密，虫类滋生，是一 个多毒的环境，人极易感染患病，故过去被视为痒病之地。唐代诗 人沈俭期写的一首诗道：" 昔传痒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元人老，流移几客还。"有的还说：" 十去九不还。"故壮乡素有"蛊毒之乡"的称号。早在晋代的时候，岭南壮族的先民一一但人从高毒植物及 动物、矿物中提取毒素而制成的毒药如菌药 ( 以毒菌制成之毒药 ) 、 蓝药 ( 以蓝蛇头制成之毒药 ) 、焦铜药 ( 以焦铜制成之毒药 ) 、金药 ( 以 生金制成之毒药 ) 等，就曾令周边的民族闻之胆裂。由于壮族人 民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故很难考证蛊病在壮族地区的起发年代。 但中原对蛊病的认识，应在商末殷代前。这可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字中证实。〈甲骨文合集〉等 17185 、 17186 片蛊作"v 川毡"，象 多虫同畜于器皿之中  。由于甲骨文作名以声立，字随名制，故蛊 病应在殷商时代即有出现。但对蛊病流行的地域，汉前之书大多没 有记载，只在晋代以后，才见有散在记载，如〈文选·苦热行〉李善注 引梁·顾野王〈舆地志〉云：" 江南数郡有畜蛊者，主人行之以杀人，行 食饮中，人不觉也......中之则憋"。这是较早对蛊病发病地域的记 载一一为江南数郡，但不够具体，只能据之知蛊病早发于长江流域 以南的南方之地。而到了唐代以后，历代文献皆有较多记载，其发 病地域，亦渐为明了。如唐·刘饲〈岭表录异·卷下〉云：" 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瘁，人感之多病，腹萨胀成蛊。俗 传有萃百虫为蛊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人家性 惨害也。" 刘饲这一记载不但指出了蛊病的发病区域一一岭表山川一一即今之两广地区，且对蛊病的形成原因一一即病因亦作了 详述： 认为由于两广所居之地为高山峻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