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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的给药途径与择时服药

中药的给药途径即将药物引入人体内的途径。总的选择目标是要有利于增效解毒。中药的传统给药途径,除口服和皮肤给药两种主要途径外,还有吸入、舌下给药、直肠给药、鼻腔给药、阴道给药等多种途径。

给药途径

给药途径即将药物引入人体内的途径。总的选择目标是要有利于增效解毒。中药的传统给药途径,除口服和皮肤给药两种主要途径外,还有吸入、舌下给药、直肠给药、鼻腔给药、阴道给药等多种途径。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药的给药途径又增添了皮下注射、肌内注射、穴位注射和静脉注射等多种,其吸收速率由低而高的顺序排列为:皮肤给药、黏膜表面给药、直肠内给药、口服给药、舌下给药、皮下注射给药、肌内注射给药、吸入给药、静脉注射给药。

口服给药:具有简便、安全、不需特殊器械和医务人员帮助、药剂制备较注射剂等简单的特点,一直为中药的主要给药途径。不过,口服药物吸收较慢、吸收不规则,加之昏迷患者不能主动吞服,小儿难以配合,有些药物对胃有刺激,应用中也受到一定限制。

皮肤给药:除按病变部位施治外,前人还主张辨别经络穴位,涂、贴、灸、熨。如涂足心引上病而下之以降火,用治口疮、鼻出血、头痛等;涂囟门,以治小儿风寒、惊风;贴脐,以通癃闭,疗大小便不通、水肿,或温补虚寒。根据近代研究,通过皮肤给药,除用于皮肤局部疾患的药宜直接用在患病部位外,用治内脏或全身疾病的药宜在耳后、脐部、穴位使用。人体皮脂最少的是耳背部,药物渗透速度最快;而皮脂最多的是股部,药物扩散阻力最大;脐部外皮与筋膜和腹膜直接相联。脐下两侧有腹壁动脉和静脉,并有丰富的毛细血管网,还有第十肋间神经的前行支通过。脐部的动脉壁亦有特殊结构,脐部的屏障功能最弱,敏感度较高,故脐部用药后药物容易穿透皮肤进入腹内,到达病所发挥疗效。通过吸收的药物极少经过肝脏,在一定程度上优于口服给药。

穴位给药:可通过药物对腧穴的刺激,对内脏或全身疾病产生类似针灸的特殊治疗作用。

黏膜表面给药:其范围较广,包括消化道、呼吸道和体腔给药,如从眼结膜、鼻腔、口腔、咽喉、阴道、尿道给药,尤其是鼻腔给药,不仅可以治疗鼻腔局部疾病,还可治疗鼻旁窦、咽喉、口腔、耳、眼及全身疾病。阴道给药,主要是产生局部作用,但当黏膜破损时,药物则容易被吸收,且速度较快、作用较强,在应用有毒药物时应防止吸收中毒。

直肠内给药:古代应用较局限,主要是用蜂蜜、猪胆汁、土瓜根等通导大便。近代应用有所扩大,如用于退热,采用直肠灌注治疗急性肾功能衰竭等,其疗效优于口服给药。

舌下给药:舌下给药是黏膜表面给药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舌下血管丰富,药物置于舌下可由口腔黏膜迅速吸收而发挥作用,又能避免药物被肝脏和胃肠消化液破坏,故自东汉张仲景创用以来,一直相沿使用,但舌下给药仅适用于少数能被口腔黏膜吸收的药物采用。

吸入给药:以烧烟吸入为主,也可用芳香药物煎煮熏鼻,或佩戴香囊、香袋,近代发展采用气雾剂等形式。如洋金花等配合烟丝燃点吸烟防治哮喘,吸入芳香药物之气以治鼻渊头痛或感冒鼻塞等。

注射给药:将中药做成注射剂给药起于20世纪40年代初,其历史不长,但其应用逐渐有所增多。其方法有几种,即皮下注射,系将药液注入真皮与肌肉之间的松软组织内,其部位多选择在上臂外侧,疼痛较明显;肌内注射,系将药液注射于肌肉组织中,应用相对较广;穴位注射,是特殊的肌内注射,通过药物对特定穴位的刺激产生特殊疗效;静脉注射,是将药物直接注入静脉血管内,不需经过吸收直接进入血流。为了使药物缓慢进入血流,以便较长时间维持药物在血中的浓度,则可采用静脉滴入法。

择时服药

择时服药是中医时辰药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要求按照《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等经典著作中提出的四时更替、阴阳变化、节律改变,区别脏腑,根据病情发展变化,明确时症之间的主次关系,掌握时症相参互补的原则,尽量使用药与人体节律同步协调化。参照古人和近人的经验,以及有关资料考证,大致有如下要求:

依四时节律立法用药:即“合人形以法四时五行而治”。也就是说一年之中有春夏秋冬四季之分,立法遣药亦应有所不同。首先做到“热无犯热,寒无犯寒”,在春夏一般不用热药,在秋冬一般不用寒药,非用不可时,也应配伍反佐药或采用寒药热服、热药冷服等办法;其次应根据四季气机升降浮沉节律,遵循“春宜吐、夏宜汗、秋宜下、冬宜补”的原则;第三要运用五脏主季节律确定治则,如春月宜疏肝养脾,夏月宜抑火固金,秋宜省辛增酸以养肝气,冬宜省咸增苦以养心气,既不伐天和,又防其太过;第四要掌握时药与时禁的要求,既要根据四季的不同,配伍时令性药物,以适应四季气候特点,又要了解在四季不同的气候中所忌讳配伍的某些药物,如“冬不用白虎,夏不用青龙”等。就是在使用同一方药时,亦应随时令而加减。

依月节律立法用药:人体的月节律可分为内源性节律和外源性节律两种。首先应按内源性节律分阶段论治用药,如把月经周期分为行经期、经后期、经间期、经前期四个阶段,行经期多以泻心、化瘀为主,经后期多以补肾扶正为主,经间期以健脾祛湿为主,经前以疏肝理气为主。其次是按外源性节律,即周期性变化与月亮盈亏选方用药。如有人在妇科病的调治中提出:“上弦调经,温养补益为主;月望逐瘀,理气通消是法;下弦安胎,固摄安保为重;朔时止带,除湿健脾补肾”。

依昼夜节律立法用药:即应考虑到一天中服药的最佳时刻,可总结为以下九个方面:

涌吐药多宜清晨午前服用。因为“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此天气在上,人气亦在上……故宜早不宜夜。”对此,历代许多医药家均有实践,如《东医宝鉴》以吐法截疟,所载截疟常山饮、截疟七宝饮等方,尽管其适应证有所不同,但均强调辰已午前用药取吐。

解表发汗药多宜午前服用。元代王好古在《此事难知》中讲道:运用中医汗法,应在中午以前阳分时间。李木延《医学入门》中所载伤寒论发汗解表方,如麻黄汤、桂枝汤、九味羌活汤、葛根解肌汤等,在总论其服药时间时,俱提出:“宜午时前发汗,午后阴分不宜。不但汗药如此,大凡走表透邪药皆如此”。其理由在于此时运用解表药或走表透邪药,可顺应阳气升浮状态,有助药力和疾病的转机向愈。

泻下药多宜午后晚间服用。有人考证《证治准绳》等著作,发现新载的大量医案均指出在运用下法时,要按照“日晡人气收降”的理论,在午后晚间服用。《伤寒论》第198条说:“阳明病,欲解时,从申至戊上”。张子和所创的导水丸、禹功散、通经散、神佑丸等下剂,方后均注明“临卧服”。因午时一阴生,气机开始沉降,此时服用下药,可顺气机的向下趋势而达用药目的。

益气补阳药宜上午或清晨服。李东垣在《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三书中,针对脾阳下陷的各种病证,制定了补中益气汤、参术调中汤等益气升阳方剂,并都强调应清晨或午前服之,认为此时用药,“药必神效”。其弟子罗天益继承师法,进一步指出益气升阳于午前服之,乃取阳旺之时,使人阳气易达之意。

滋阴养血药宜夜间服。滋阴养血药,包括以滋阴养血为基础的安神、降火、敛阳等药,多宜在夜间服用。据记载:刘河间所制的以养阴降火为主要功效的止痛散;李东垣所制的治阴虚盗汗的当归六黄汤;王肯堂用人乳浸黄柏治水亏火炎之目赤;天王补心丹益血固精宁神养心;麦煎散治阴虚内热之骨蒸等皆注明夜间服。其理在于取阴旺之时,阴药易于发挥效应。

祛水湿药清晨服。如治疗水肿脚气的鸡鸣散,其服药时间在五更;龚廷贤所创的通阳行水、消面肿的沉香快脾丸,亦提出在五更时用葱白陈皮、桑皮煎汤送服。

安神药宜睡前服。提出此见解的首推许叔微,他所创的镇心安神剂辰砂远志丸、珍珠母丸,均注明应临卧时服。后世医家对安神药的使用多遵此说。近代有人对此服法进行临床观察,亦证实安神药入夜服具有实际意义。

定时发作性疾病宜发前服。如疟疾、五更咳、湿温病等,主要取病势未张时,截除邪路,使药效发挥更佳。

根据现代研究的客观指标择时服药。可按种种激素排泄或环核苷酸代谢的日节律来调整给药时间。例如,对各种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的肾(脾)阳虚病证,在应用温补肾(脾)阳方药时,可考虑在肾上腺皮质激素高峰时(上午6~8时)一次给药;对于催乳素、甲状腺素等水平低下的病症,在应用活血通乳或益气养血方药时,又可考虑各高峰期间一次给药;对诸如肿瘤、冠心病、哮喘、牛皮癣等已被阐明两种环核苷酸水平有定向变化的疾病,可考虑分别在其高峰时间(即升高CAMP水平可在15~18时,升高CGMP水平可在23~24小时)给药。

可以预料,按照中医时辰药理学的理论,坚持择时服药,则能顺应时令变化,符合机体对阴阳需求的时间性,可以借助机体气机升降之势,诱导紊乱的人体节律恢复正常,预防或减少药物的不良反应,提高用药疗效,增加某些疑难病症的治愈机率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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