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医大师颜德馨中医治疗白血病的心得

国医大师颜德馨

白血病，是一种原因不明的血液系统恶性疾病，国内外尚无特异的药物能彻底治愈。无数医疗研究人员前仆后继，但是它仍旧是现代医学没有彻底解决的难题。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许多中医界人士如国医大师颜德馨教授等也积极投身于血液病研究，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进行了创新性的尝试。此举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是不可被遗忘的历史记忆，但由于相关资料稀缺，对这方面的回顾研究较少。适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名中医传承模式重点研究室和海派颜氏内科中医流派传承研究基地工作启动，通过对一些历史文献资料启箧重温，分析整理，以期还原这段史实之原貌。

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上海地区血液病发病率升高，再生障碍性贫血、白血病等层出不穷，由于缺乏有效的医治手段，各单位都展开了血液病医学攻关，为此上海市政府专门成立了市血液病小组。适值1959年铁路医院划归为上海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翌年延长中路301号新院舍落成为住院部。医院为落实国家重大疾病重点攻关的精神，成立血液病专业组，颜德馨教授加入了上海铁道医学院附属医院血液病小组，投入到了中西医结合治疗急慢性白血病的工作中。

机理研究

由于古代医学书籍没有“白血病”的记载，颜德馨教授与课题组成员结合患者体征及治疗中症状变化，参考中医学古代文献中与白血病临床症状相同和相似病证的描述，较细致地分析了中医学对白血病的认识，认为急性白血病与“温邪”(热迫营血)、“急劳”“热劳”和“血症”等相似；慢性白血病的证治则散见于“虚损”“癥瘕”及“积聚”等病中。至于有全身淋巴结肿大者，又与“瘿”“瘤”及“痰核”等相类似，而“绿色瘤”则与“恶核”相似。其病因病机与肾虚有关，虽可牵涉他脏，但主要由于肾亏，乃因虚致病，而非因病致虚；但就现代医学的理论观之，认为还没有一个症状或体征具有特征性，因此诊断的确立主要依靠血象及骨髓象的检查。这一认识发表在了1963年7月《上海中医药杂志》中的《治疗白血病的临床体会》一文中。

在梳理了急慢性白血病在中医古籍的症状与治疗方后，颜德馨教授开始了用中医药治疗白血病，并在治疗的过程中总结其发病规律及特点，形成了对白血病病因病机的认识。1965年6月与课题组成员陈舜儒一起在《哈尔滨中医》杂志发表了《白血病发病机制之试探》一文，认为白血病的发病机制总的来讲是以肾虚为主，其中除阴阳两虚型外，阴虚、痰热及温热三型属肾阴虚，阳虚、瘀血二型属肾阳虚，在此基础上因各人之体质，条件不同而产生不同之病机，累及不同之脏器。因此，分别出现各型所特具之症状，如阴虚型由于肾阴虚，水不涵木导致肝阳上亢，水火不济导致心火上炎，另一方面心肝二脏又可相互影响，所以该型主要表现肾、肝、心三脏之症状。又如痰热型，亦本源于肾阴虚，一方面因水不涵木致肝阳上亢，肝阳亢后，木火又可刑金，而致肺阴虚。另一方面，肾属水，肺属金，金水为母子之脏，又可互相影响，而使肺、肾二脏之症势加重等。

临床研究

在中医治疗上，由于各类白血病或同类白血病的不同阶段，其临床表现都不相同。颜德馨教授将白血病的临床表现初步归纳为六种证型，即为阴虚型、阳虚型、阴阳两虚型、痰热型、瘀血型、温热型六种。颜德馨教授体会治本病时，对患者正气之估计要保持高度警惕，急则治其标，治标正所以减少正气消耗，临床用药，常以补药结合对症治疗的方法，能使患者症状消失快，易趋缓解，或以西药抗白血病与中药补虚相结合，都有一定的临床意义。颜德馨教授为了有效地控制白血病，在传统方药上不断寻求和筛选有效药物，特别是具有多种作用的药物。中药对贫血的治疗可分滋阴、补阳、阴阳并补三类。滋阴与健脾温肾(补阳)药，一般均有提升红细胞、血色素的作用。滋阴药获效时，亦有刺激白细胞上升的可能，一般以阴阳并补的疗效为最佳。滋阴药如首乌、生熟地、阿胶、枸杞子、当归、白芍、玉竹、黄精、萸肉等采用较多。对阳虚型以苍术、白术、山药、鹿角、仙茅、人参叶、巴戟、补骨脂、苁蓉等用之较为应手，其他为牛骨髓与胎盘煎服，疗效亦佳。对各型白血病白细胞减少的治法，则应分寒性或热性二类分别处理：热性者以首乌、地骨皮，寒性以附、桂、鹿角等应用较多。特别对白细胞降至1000以下者，西洋参之疗效较为显著，往往得以转危为安。其他如人参、紫河车粉等亦有一定的疗效。血小板减少，有时单用连翘、红枣即有效。在复方中用胶类，特别是龟鹿二仙胶或鹿胶，具有一定的作用。

中西医综合治疗白血病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疗效，但是离理想效果还是有较大的差距，颜德馨教授开始思考在中药里寻找药物，他选择了雄黄（砷制），这一选择为白血病现代治疗做出了有益探索。

中医使用峻药已经有千年历史，一般而论，平常之症当用平和之药，无须峻药重剂，但当大病重症之际，则非寻常药剂所敌。颜德馨教授讲述他使用雄黄来治疗白血病是受其父亲颜亦鲁的影响。颜亦鲁行医期间常用雄黄二分同拌茯苓治疗疟疾等顽固性高热，颜亦鲁解释使用雄黄治疗高热是取中医治疗思路中“以毒攻毒”的思想。颜德馨教授在父亲思维的启迪下，用中医药取类比象的思维，把雄黄用到一位白血病高热屡治乏效的病人身上。使用雄黄是一种冒险之举，胆欲大而心欲小，病人服药后，颜德馨教授日夜陪护在病人身边，吃住在病房，晚上也不回家，观察病人服药后的反应。两天以后奇迹出现，病人体温恢复正常，白细胞下降到正常水平，后服滋阴固本汤，症状改善，转院继续休养治疗。接着，他又在病区其他病人中使用了雄黄粉，同样证明雄黄治疗各型急性白血病，能降低白细胞，对红细胞、血小板无影响，结合化疗能起协同作用，亦可作为维持缓解期的药物。其后他除了雄黄，还研究了腰黄，体会毒性比雄黄要平稳一点，对于热性来势过于凶猛的白血病用腰黄，来势平平的白血病就用雄黄。只要用上这两味药，白细胞数量显著下降。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他把雄黄制剂化，做成0．5g/颗的胶囊，在相关文献中使用55号作为雄黄的编号。

研究期间，颜德馨教授单用雄黄治疗慢性白血病8例；雄黄与马利兰合用治疗慢性白血病7例；单用雄黄治疗急性白血病4例；雄黄和6-MP联合用治疗急性白血病7例，观察患者血常规、部分患者骨髓涂片和患者治疗前后的临床表现。结果在血象改变上发现雄黄对白细胞总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一般敏感者在1~3天内开始下降。但与6-MP或马利兰合用时则可产生协同作用，加速彼此之疗效，缩短开始下降天数。在骨髓象的改变上，在获得的治疗前后的白血病患者的骨髓象情况来看都是有不同程度缓解。在临床表现上慢性白血病单用雄黄治疗组8例，皆为完全缓解，急性白血病单用雄黄治疗组4例中2例完全缓解，2例部分缓解。慢性白血病雄黄加马利兰合治组中7例中，完全缓解5例，部分缓解这2例。急性白血病雄黄加6-MP合用组7例中，完全缓解者2例，部分缓解者4例，无效果1例。颜德馨、余怀勤、陈舜儒等于1964年10月总结其临床观察效果，在《哈尔滨中医》杂志发表《中药“55粉”治疗白血病疗效的初步观察》，认为通过临床疗效发现雄黄对白细胞异常增高确实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对红细胞、血小板无明显的影响，并认为导致的原因可能是通过某些酶的作用而减低氧化及糖代谢作用，抑制红细胞的耗氧量及蛋白质的分解，能扩张毛细血管，加强周围血液循环，促进组织和器官的同化过程，促进吸收，并且在论文中明确地表明了中药“55粉”是砷与硫的化合物。该文章曾于1963年在苏杭沪地区血液病学术座谈会上及1964年全国血液病会议上交流，此项临床报道对白血病以后的现代治疗起到了一定参考价值。

此外，应用55号自制粉剂加入金黄散膏中外敷或作游子透入，对白细胞浸润引起之局部肿痛及皮下结节等效果颇佳；超短波透热疗法应用于淋巴结肿胀及局部炎症；用“消痞粉”外敷治疗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等，皆为综合治疗各类方法之一。如一位邹姓患者，在住院九个多月中，仅用“6-MP”16天，其余全部用中药治疗，亦获得血象及临床的全部缓解，并存活一年以上。慢性白血病病例中，不以“马利兰”为唯一的治疗药物，亦可取得血象及临床的完全缓解。在经治急性白血病的病例中，存活率超过一年以上的有3例，慢性的也有超过7年以上者。从1962年到1964年，颜德馨教授领衔的课题组发表了多篇有影响的论文，如《白血病的辨证论治》《白血病的综合治疗》《白血病发病机制的试探》《白血病证治》《治疗白血病的临床体会》《白血病的综合治疗介绍》《慢性白血病脾肿大的外治法》，陆续在《上海中医药杂志》《哈尔滨中医》《中医杂志》及全国性血液病会议上交流发表，奠定了中医对白血病的诊断治疗的总体思路。

但随后而来的长达10年的政治风暴，中断了颜德馨教授在白血病领域的研究步伐，然而国内对于白血病诊治的科学探索仍在延续。在《中药“55粉”治疗白血病疗效的初步观察》文章发表9年后，张亭栋教授用复方砒霜“癌灵”（砒霜、轻粉、蟾酥等药组成）治疗白血病有效，于1973年发表文章《癌灵注射液治疗6例白血病初步临床观察》，其后连续发表多篇文章。至1996年张鹏教授等首次报告用单味药砒霜提取的“三氧化二砷注射液”治疗白血病。1996年王振义、陈竺院士等进行了三氧化二砷治疗白血病作用的分子机理研究，其后又有一些专家进行了临床前实验研究和Ⅱ、Ⅲ期临床试验，为砷制剂治疗急慢性白血病治疗做出了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