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到后来益觉深

辨证论治，是中医学的主要法则之一，八纲辨证、脏腑辨证、六经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经络辨证、气血津液辨证、病因辨证等，不一而论。“这些辨证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疾病的内在联系，现今仍是中医临床认识和揭示疾病本质的主要手段。”面对如此庞大的辨证体系和历朝历代医家们的多种诠释，后世学者几乎是在眼花缭乱中去学习认知、选择应用的。当看到上海中医药大学严世芸、李其忠两位教授领衔的研究团队经过16年的努力，在国家立了专项的研究成果《中医藏象辨证治疗学》（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一书时，心想：中医辨证论治方法已如此之多，还有必要再另提新论吗？及至读了这本书，才疑虑顿释。原来他们所要解决的，正是我所担心的，他们“将这些辨证方法统一起来，取长补短，有机融合，充实精华，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辨证论治体系”。《中医藏象辨证治疗学》一书，对于中医辨证论治学说的研究，确实具有积极的开拓和创新性意义。

藏象立论，是本书的着眼点。藏之于内，是构成机体的实质与灵魂；象之于外，是测知机体内存的客观标示。“象思维乃是中国思维方式的本质内涵、基本特征，我们古代的科学、文化、思想都是在这种思维方式下产生出来的。直到现在，这种思维方式在世界上仍然是不可忽视的，而且还闪闪发光。”（王树仁《象思维——文化创新的原动力》）藏象学说，就是在象思维指导下的“以脏腑为中心，把脏腑与经络、脏腑与气血津液、脏腑与精神情志、脏腑与形体官窍，乃至脏腑与自然、社会环境等有机联系起来”的“中医辨证论治最具特色、最为系统的理论基础”。如果要在诸多辨证论治方法中确立一个核心的话，当然非它莫属。特别是在近代“中医学的藏象概念、内涵日益淡化，尤其在临床上，中医所称的脏腑病证往往与同名的西医脏器疾病相混淆，甚至被取代”的状况下，确立“藏象辨证论治体系”就更显得重要、必要、可行和具有现实意义了，“它不仅有助于解除当前中医界所存在的彷徨、困惑，而且更有利于中医理论研究和临床工作的提高和发展”。《中医藏象辨证治疗学》一书立论于此，可谓高屋建瓴、把握先机、抓住要害、说道痛处了。

回归原典，是本书的着力点。中医经典浩如烟海，近代出现的中医系统教育，荟萃了这些无法读完的经典中的主要思想和精髓，对中医学的快速普及和广泛传播功不可没。但后世一些学者也因此忽视经典学习，希望通过速成之路来传承和发展中医，加之一些著作误解、曲解、错解中医原创思想的现象不时发生，中医人对原典越来越陌生的倾向，已经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中医学发生变味或变相的病因。《中医藏象辨证治疗学》一书，站在对历史负责的高度上，从策论、医理、医方、医技、医案等多侧面用广角镜扫描了中医典籍，并有针对性地进行了筛选和回放。其数量之多、涉猎面之广，令人称叹，对今人学习医典的启迪、引导和帮助作用是非常之大的。

构架体系，是本书的着重点。中医的创新，不能照搬西方的标准，而是要建立在东西方文化差异基础之上的。《中医藏象辨证治疗学》一书，在构架上是做足了文章的。这不仅表现在书的篇幅安排和文字论述的浓墨重彩分量上，而且表现在书的内容布局和表述手法的种种多样套路上。本书的“藏象辨证论治”一章，设有辨证与论治两大部分：“辨证部分，按肝、心、脾、肺、肾五大系统病证及三焦病证、脏腑相兼病证分别论述。论治部分，首论重要论治法则及用药，包括六淫犯赃用药、脏腑虚实标本用药、五脏五味补泻用药、引经报使用药诸法则，以及脏腑补泻温凉药物举要。次述脏腑病论治，也按肝、心、脾、肺、肾五大系统病证及三焦辨证、脏腑相关病证分述，其内容包括脏腑病治法、适应证、常用方药、医方必备及医案辑要”。按照 “以中医藏象学说和历来辨证方法为基础，梳理文献，结合临床”的原则，最终“提出藏象辨证论治新概念，构建藏象辨证论治新体系，以冀实现中医辨证论治的规范化、统一化。”

“君子莫进于学，莫止于画，莫病于自足，莫罪于自弃。”（《性理大全》）这是北宋理学家程颐说的；“中医学的继承发扬任重道远，还有很多事情必须花苦功夫、下大力气去做。”这是《中医藏象辨证治疗学》作者在“后记”中说的。这既是“中医藏象辨证治疗学”研究者今后的奋斗目标，也是寄语于所有中医人的真情呐喊。理解了这些话，就读懂了这本书；读懂了这本书，也理解了这些话。